罗丰-什么是华夏的边缘.doc

什么是华夏的边缘什么是华夏的边缘 ——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罗 丰 《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汉文世界的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或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mpology)著作中，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细致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而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却正是这样的作品。① 19世纪以后，民族国家替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新的中国开始“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研究中国人的特质，从许多方面相继展开，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都基于同样基本预设来研究华夏民族渊源，即民族是一共有体质、语言、文化特征的人群。类似的假设，王明珂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并不能成为构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条件。那么，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对象是“中国人”转而描述“中国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或者说为何我们是中国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由此导入所谓“华夏边缘”的确立。作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图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这个图形。比喻虽然简单，却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看到边缘研究取向的实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1997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同名书的中文简体字版，相较前者后者有所改动，可视为作者《华夏边缘》的修订本。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为修订本，而与前者无涉。 参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2月，第5页。 二 全书共有序论、正文12章及结语。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的“族群理论”宣称：造成族群特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与文化特征论者所持有的观点不同，一般来说，“族群”理论更趋向一种主观认同。围绕着认同是如何产生、变迁，产生了西方人类学族群研究的两大理论：工具论和根基论。工具论者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根基论者以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来凝聚所谓的同根人群。不过，他们并不强调生物传承或以客观文化特征来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释的传承。例如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一定说他真是炎帝或黄帝的后代，而是他的主观认同(assumed)。 王明珂结合社会学的集体记忆理论与前述族群理论，调合工具论与根基论之矛盾。集体记忆，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结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不但这样，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在历史研究中所重建的“过去”本质如何。将某一族群的“历史”视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用这样的历史记忆凝聚一族群，无疑合乎根基论的判断；同时，它也在现实资源分享与竞争情境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修改、遗忘，以改变族群的边缘，如此说来这样也适合于工具论的观点。 基于以上对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个不同于“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边缘研究”理论。“民族边缘研究”在方法上也与“民族溯源研究”有相当的差别：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记载当作历史记忆，着重于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边缘分野及其变迁。沿着这个思路，结合人类学的历史学研究将使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这种理解也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族群生活经验相互映证。 在古代的帝国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帝国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这当然与疆域辽阔有关，而地理单元的复杂性是形成帝国周边的基础。作者在第二部分说明华夏生成的背景，也就是华夏生态边界形成的过程。青海的河湟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和西辽河流域是其论述的重点。他以考古资料说明，在这些龙山文化边缘地区的农业人群，如何因气候变迁而逐渐走向游牧化，尤其是专业游牧化道路的。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500—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深深地影响了北方人群的生态变化。在河湟地区，干冷的气候迫使齐家文化以后人们的经济生活，逐渐以养羊取代养猪。到了卡约文化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700—600年或更晚)，河湟居民已走向游牧，放弃了农业和定居生活，畜养了大量马、牛、羊等食草动物，为了便于移动迁徙，而少有大型器物，转而偏好小型器物和装饰用品。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及辽西地区的人们，在此气候条件下被迫放弃原有的农业定居方式，采用粗放农作，畜养食草动物并经常性地移动。这样的农牧混合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