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热”与文化身份焦虑.doc

“英语热”与文化身份焦虑 何世健 提要：“英语热”近二十几年来在中国持续升温，引起了对英语定位的关注，而对英语定位的模糊立场又引发了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本文从文化分析和批评的角度提出了英语的法律地位和中国人的语言选择权问题，指出了“英语热”引发的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矛盾，对“英语热”的未来做出了推测与展望。 关键词：“英语热” 英语的地位 文化身份 ? 一 、英语在中国究竟应具有什么地位 ? ? 英语是我国普通教育的三门基础课之一，是跟母语中文和数学一起作为高考的必靠科目。对于学业的深造，英语无疑具有敲门砖或拦路虎的作用，至于留学、就业、晋升等无一例外地对英语有严格的要求。有一种民间的看法很能说明问题，判断一个当今的中国人是否生活在21世纪的潮流之中有三个起码标准：英语、电脑、开车。如果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来看，以这三项标准来界定中国人的时代性特征并非离谱。需要留意的是，开车可以几个月学会，电脑也可一年半载上手，唯独英语不同，学了许多年依然不能掌握的人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学来考试，没有使用环境。深究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扩大英语的使用范围。怎么扩大法？一是增加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场合，一是在汉语中多插入英语词汇。如，2004年夏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规定只允许使用英语，由此引发一场文化身份认同的争论。① “双语教育”、“双母语教育”、“双语人”、“全球人”的提法已经成为国内精英最时髦的口头禅。国内某些特殊的场合使用英语，一般人可选择不参与，但是在大众传媒的汉语中穿插英语就难倒一大批英语有严重障碍的人，这就引发相当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等待他们的是否是歧视和边缘化？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语言学家的视野，应当引起文化研究者和法律界人士的共同关注。 官方对外国语的政策历来局限于教育部门的教学安排，而教育部门只不过根据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语种、教学量和教学目标进行指导。缺乏长远眼光和法律依据，带有随意性是外语教育规划的一大遗憾。然而，教育部门并不对国家的语言政策负责，要制定一种语言教育的长远规划必须首先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解决这门语言的地位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明确英语在我国的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英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语言教育中的地位模糊不清，必然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焦虑。从高考必考的三门基础科目之一来衡量，英语跟汉语在名分上的地位几乎相当（当然，对英语水平的要求仍不能跟汉语相比）。从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英语四、六级证书的要求来看，英语关涉人的就业权利。从上层家庭的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低龄出国留学的情况来看，汉语作为母语在他们生活和学习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有一份杂志报道了一例中国人学英语的必威体育精装版方法：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父母尝试从孩子婴幼儿时期开始就由父母中至少一方只跟孩子讲英语，称为“双语养育”（bilingual parenting）。② 这里的问题是孩子大了，思想感情和内容的交流变得广泛而复杂，相应的双语环境在国内难以为继，要么出国，要么在国内寻求更多的英语教育和使用环境。有需求必有回应，幼教界和以基础教育为卖点的房地产商就以“双母语教育”的宣传来强调对儿童英语学习的重视。什么是“双母语”？不妨先看看朗曼语言学词典对母语的定义：“在家里习得的第一语言”．．．．．．“在多语制集团中，如果一个儿童从主要使用某种语言到逐渐变成主要使用另一种语言（如由于学校教学语言的影响），第一语言可以指这个儿童觉得使用起来最顺手的那一种语言。第一语言也常用来指本族语。”③可见，目前国内幼教界谈的英汉“双母语”教育有一相情愿的成分，也有商业炒作的成分。即便是标榜双语教育的中英文幼儿园和外国语学校，也就是多请一些在其母国属于非专业背景的外教，多上一些英语课。因为幼儿和儿童阶段，语言交流的内容相对简单，对师资和教材的要求都不高，往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发展，办双语学校就难了，连香港的有些英文学校，由于学生的英文理解力参差不齐，教师也不得不用英汉语夹杂授课，被人指为“挂羊头，买狗肉”。按理说，像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英语和法语）、英国的威尔士（英语和威尔士语）和中国西藏这样的地区才是标准的双语地区，双语现象并不是一个非英语地区的许多人努力学英语就可以实现，而是有相应的双语社会环境做依托，还有立法为根据。对于中国人而言，像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广泛使用英语，甚至像在欧洲国家民间那样使用英语都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国不是前英美殖民地，汉语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自成一极。其次，中国不像某些欧洲国家，本身语言跟英语有亲缘关系，又实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开放，而人口和国土规模较小，英语使用的普及成为自然现实。在者，中国在民族构成方面，汉族占绝对数量优势，不可能出现多民族选用外来语为共同语的愿望。我国关于语言使用的法律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