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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弗利德曼与《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 钱 杭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by Maurice Freedman 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8 一 有关莫里斯·弗利德曼的生平、履历、业绩和他的学问背景，笔者已在《莫里斯·弗利德曼与〈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史林》1999年第3期）一文中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出版于1958年的《东南部中国的中国组织》（以下简称《东南》）一书，是莫里斯·弗利德曼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以一种整体构想的形式来重新理解旧中国社会的初次尝试；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与社会》（以下简称《中国宗族》），则是遵循着《东南》一书所提出的框架，在实践中对新出现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两书在结构上密切关连，相辅相成。如果勉为区分的话，《东南》一书通过系统整理作者所定义的“中国学的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的学术史，率先在以中国宗族为对象的研究中推出了“世系群”(lineage)分析模型的构想，奠定了以社会人类学为理论指针的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基础；而《中国宗族》一书则是通过分析1958年以来新收集的实例，实践并完善了这一分析模型。笔者是先读1966年的《中国宗族》，再读1958年的《东南》；读毕发现，这个阅读顺序完全应该倒过来。这不仅因为两书的写作顺序本来如此，后书构成了前书的基础，而且因为《东南》一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已被《中国宗族》所忽略，或曰超越。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可以带给研究者许多新的启发。本文就是对这些“新启发”的断想。 二 宗族与“世系群”(lineage) 从一开始，弗利德曼就用“世系群”一词来对译中国的“宗族”；但同时，弗利德曼又从来没有认为世系群就是宗族。这似乎不符合逻辑。然而这正是弗利德曼在理论上的精确和高明之处。他知道，世系群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研究的社会人类学的分析概念，它主要是指这样一种亲族集团：以共同的祖先为中介，成员之间能够明确寻找到单系的系谱关系———父系或母系。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实行外婚制的，拥有共同财产和独自的运营组织的团体。其内部也根据同样的原理形成分支。现代社会人类学著作对单系集团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即分为能具体、清晰地寻找到系谱关系的世系群（实体性组织），和在这之上的、系谱关系模糊的、互相的联结仅仅依靠关于祖先的神话性传承的clan（虚拟性组织）。总之，世系群是单系亲族组织，但这单系组织的性质却并不确定，可以是父系，也可以是母系；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虚拟；而中国的宗族毫无疑问肯定是父系实体性组织，这就使宗族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被称为世系群之一种。弗利德曼在需要精确的时候，比如在第四章《男系单位的层次》(The Hierarchy of Agnatic Units)中，对“宗族”直接使用汉语拼音tsung-tsu，就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深沉。 弗利德曼对这两个术语的处理方式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已故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认为，“宗族”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民俗语汇，而“世系群”则是来自英语的人类学术语，将两者直接对应显然不妥，原因是： 由于民俗语汇没有如专门用语那样的严格定义，因此容易引起各种问题。以lineage为例。中文译文为“世系群”，但也常用民俗语汇译为“宗族”。然而中国社会中的“宗族”未必与人类学术语lineage的定义完全一致，把宗族作为专门用语显然会发生很多困惑。 （王崧兴：《关于人类学语汇的对译问题》，《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末成道男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附录五《人类学语汇英、中、日文对照表》序。） 王崧兴发生“困惑”感觉是对的，但“困惑”之发生并非因为宗族这一“民俗语汇”没有“严格定义”；恰恰相反，宗族自古有严格定义，详见《尔雅·释 亲》“宗族”章、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八“宗族”章。宗族与世系群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原则。两者的联接必须依靠理论说明作为中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想避开这类“困惑”，有些学者尝试着走了一步偏棋。如日本学者田中真砂子在研究“单系世系群”时，就曾经把lineage改译为“系族”。原文是： 基于与一个始祖或一组始祖（一般情况下采取“始祖—配偶”联接的形式）之间共同的系谱关系而形成的、被人们自觉认识到的亲族集团，称为继嗣集团(descent group)。在社会人类学著作中，虽然分别将其中可以明确寻找到与特定始祖关系的集团，称为“系族”(lineage)，而将无法加以确定的集团，称为“氏族”(clan)，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将两者清晰地区分常常难以做到。在同时存在氏族和系族的社会中，系族往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