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荃君子小人辨传统政治人格与君主政治.doc

葛荃：君子小人辨：传统政治人格与君主政治 一、从等级身份到政治人格 古代中国是君主政治的一统天下，统治者依赖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维护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权益，结成了以帝王为首的特殊政治利益集团。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在这个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高清晰度的集团自我意识。一般说来，集团成员的集团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自觉程度越高，集团自身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强度就越大，就越能在权力和利益的角逐中有效地排斥异己分子与权力觊觎者，加强本集团对全社会的占有和统治。所谓“君子小人辨”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集团意识的表露。作为一种政治认识，它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的进程看，“君子”、“小人”之称出现甚早。西周时已是十分普遍的称谓。《诗经》中多有论述。这时的“君子”、“小人”主要是对某种身份的泛称，君子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泛指平民或劳动者。如： 《诗·大雅·洞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失。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诗·小雅·角弓》：君子有征猷，小人与属。 《诗·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确知君子小人的本初含义与社会政治等级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春秋时人仍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如《左传》：“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②]有时候君子又称为“大人”，小人称作“野人”。如《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里的君子指卿大夫之子弟，君子与野人相对，显然涵指身份地位的不同。一说野人是劳作于田野的农夫。 自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君主政体历经了改朝换代的沧桑之变而日趋成熟，人们的政治视野也随之愈益宽广，君子小人遂从一种习惯性称谓逐渐提升为人们认识和讨论的课题。人们发现，君子小人之分与国家治乱紧密相联。据《左传·襄公十三年》载：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既然事关治乱兴衰，于是有人又进一步探讨了君子小人的社会政治关系。孟子总结诸人之说，指出它们是一种治与养的关系：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③] 在先秦时人看来，保持这种治与养的关系恒久不变，是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条件，否则难免发生祸乱。《易·解卦·六三爻辞》说：“负且乘，致寇至。”《系辞》解释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之器，盗思夺之矣。”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身份十分繁复，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④] 。君子小人之分在认识上超出了具体而琐细的各种身份规定，把全体社会成员综括为“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两大层次。“治人”者之间则以“君子”相认同，使得集团内部成员具有了共通的价值准则、政治意识和心态，从而促使统治集团的政治向心力得以不断增强。 君子小人概念的成熟和使用，能在认识上将复杂的社会分层简明化，这是中国的先民政治思维深化的表现。 儒家文化主张以礼治国，倡言礼义德治，于君子小人之辨最为热中。他们的视野并没有限定于君子小人等等人格层次的划分，而是试图进一步分辨出君子小人各自的内在价值构成。儒学宗师们认为，君子小人各有其特殊的内在价值系统，其中最根本的区别是：君子尚德，小人逐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君子怀德，小人怀土”[⑤]。《易·乾卦·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易·系辞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荀子说：“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⑥] 儒家文化的德利之辨成为区分君子人格和小人人格最基本的评估标准；先秦乃至后世的君子小人讨论大抵都是遵循着这一评估标准而展开的。 尚德或逐利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属于道德领域，能否遵行礼义亦属于道德行为。人们沿顺着儒家文化划定的评估标准区分君子小人，在认识上实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出发点，从对等级身份的概括过渡到道德价值的判定。虽然从广泛意义上说，君子小人并不能完全排除等级身份的内涵，或者等级与道德兼而有之。例如宋代王安石就认为：“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位，而无其德，可谓之君子，盖称其位也。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德，而无其位，可以谓之君子，盖称其德也。”[⑦]然而，若就这一讨论的主流而言，君子小人是作为一种“道德分层”认识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