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政治决策理性的方法论探讨.doc

宋才发：政治决策理性的方法论探讨 政治决策理性的方法论探讨 宋才发 张大松 本文所论及的“政治决策”，仅指管理学范畴的治理众人之事的主张、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等。“理性”，指的是社会实践主体对客观事物本质及规律性的认识，以及行为主体实施行为的意志及能力。一般说来，政治决策的理性要受管理逻辑性制约，但理性自身不是逻辑；政治决策的理性，并不等于政治决策的逻辑性。本文拟就政治决策理性的方法论问题作些探讨。 一、政治决策形成的理性 政治决策是领导机构和领导者的基本职能，它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采取的手段、方法做出决策。领导者为了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问题而作的决定、规定，都属于领导决策的范畴。人们通常说“领导就是决策”，就是这个道理。因而，科学地做出政治决策，是当代领导者的第一位重要的事情。把决策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系统化理论研究，从世界角度讲，是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在我国的兴起则只有几年时间。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地研究政治决策在我国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政治决策是政治行为的选择，行为主体的政治活动是决策的执行。概括地说，合乎理性的决策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1）问题的明确性；（2）目标的确定性；（3）方案的优化性。政治决策虽然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但其内容却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它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客观根源的。 第一，政治决策是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政治决策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1，并受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因而任何政治决策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需要正确认识社会活动规律，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原则。任何脱离了占统治地位物质关系的政策决策都是非理性的，其结果必然是错误的。譬如，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决策，源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状况的错误认识，实属非理性认识；苏共30年代的“大清洗”错误，也源于当年苏共中央主要决策者的非理性思维所致。因此，背离理性必然会对社会活动规律得出错误的认识，并且由此导出政治决策的非理性。 第二，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社会活动规律与自然现象变化规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类社会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与自然构成不可分离的大系统；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优化与增长，都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改造的程度。因而科学地进行政治决策，不可不考虑自然环境的现状及变化。违背自然规律的非理性决策，是不可能利用自然造福于人类的。譬如，在农业生产力仍然相当落后的中国，违背自然规律的非理性农业政策势必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三，政治决策具有区别于其他一般社会认识活动的特殊性。由于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一方面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人为性与易变性的影响，因而常常出现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局面。决策者主观上虽然想做出合乎理性的正确决策，但由于易被社会规律的易变性所迷惑，尤其是易受主观非理性因素（包括缺乏洞察能力与预测能力等）的影响，导致决策的短期行为、区域行为。诸如看不到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规律，看不到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就不可能顾及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而只求急功近利，只顾短期效果与局部利益，或者实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轮番施惠”政策。必须指出，政治决策的一般客观性与特殊的人为易变性之矛盾，决定着决策不易合乎理性；另一方面，决策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又决定着决策必须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既要重视决策内容的修错，又要重视程序的完善。因此，只要决策者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理性的决策是可以实现的。 第四，政治决策的理性与其价值取向呈现一致性的趋势。政治决策虽以理性形态表现出来，但它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而产生的。因而其价值是作为以社会主体的一定需要为准则来衡量的客体效用，亦即社会主体对客体发挥能动的认识与改造作用，并在客体上映现自己、实现自己一定需求的表现。政治决策价值的实现体现着决策的理性，抑或体现着决策的真理性（对社会活动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行为者认识与改造客体的能力。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能够创造出某一自然过程，……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1。因而，不顾价值效果的决策也是非理性的。同时，政治决策的实施与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行动的一切动力，都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 第五，政治决策的形成还体现着功能系统原则。政治决策应当是一个具有诸种功能的理论系统。具体地说就是：（1）它具有综合性与概括性。就其政治决策的内容来说，无论路线、方针、政策还是较具体的条令、规定，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合取。一方面它是在分析其作用体的诸种特性基础上综合概括而成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兼顾各个作用体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