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定.docx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定以长沙市为研究对象摘要：本文建立了一个由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基础设施在内的新型城镇化评测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原理以及借助现代综合评价软件AHP的帮助，得出各层次的相应权重，完成整个新型城镇化评测体系的构建；接着以长沙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长沙市2000年至2014年的数据研究，再利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最终加权得到15年间长沙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后从经济、产业机构、人口结构、科技、基础设施和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关键词：层次分析法、新型城镇化测定、长沙市一、引言及文献综述（一）引言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中央正式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同年12月，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强资金和政策支持，扩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指导中国城乡建设、降低城乡差距的一套完备战略系统。按照单卓然和黄亚平（2013）对新型城镇化的定义，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 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 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1]。新型城镇化是与传统城镇化相对应的一种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升级的城镇化，是一种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是国家“十二五”期间必须全面贯彻的一项基本政策，是解决经济转型期间的多种顽疾的重要手段，是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落脚点，是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策略。新型城镇化建设它是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绿色优美、城乡建设蓬勃生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的水平以及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然后以积极的对策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文献综述目前国内对于新型城镇化率的测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单一指标法，另外一个是综合指标测度法。单一指标有设计简单，指标数据获取难度较小，计算量小的优点；但是由于代表性较弱，所以使用的并不是很多。如谢文蕙[2]的《城市经济学》著作中就使用了城镇化率来测量了城镇化的水平。燕菁[3]（2000）则采用了商品化与恩格尔系数二者之间关系特性测度城市规模系数。综合指标法就是使用多个指标综合测量新型城镇化率的水平。关爱萍、陈锐[4]（2014）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生活、人口五个一级指标及其对应的二级指标在内的评测体系，测定了甘肃省各州市的新型城镇化率。刘全[5]等（2014）使用了正指标和逆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测定了成渝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率。陈明、张云峰[6]（2013）通过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际通行的城镇化评价体系，采用人文发展指数这个指标，通过专家打分法对城镇化的质量进行了评测分析。综合比较，城镇化过程就是一个人口、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和环境等的动态演化过程, 所以综合指标比单一指标更有力度和说服力。关于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因素研究，国内学者从多方面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李长亮[7](2015)通过空间计量分析了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非农化、社会保障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省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于燕[8]（2015）基于1995到2012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及工业发展水平以及教育水平对我国城镇化有显著影响。王莹莹和吴开[9]（2014）以浙江省为例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产业机构和人均环境发展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各异。张丽琴和陈烈[10]（2013）以河北省为例，实证研究了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促进作用明显，教育和基础设置影响不足。曾昭法等[11]（2013）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教育水平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及产业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对城镇化建设有明显推动作用。 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测体系构建（一）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鉴于城镇化是以城镇为研究对象，所以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就可以以小见大得到全国各地新型城镇化的研究途径。本文新型城镇化水平评测体系主要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同时结合国内众多学者对新型城镇化水平测量的研究而来。在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全面性、可比较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