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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管理文化始终离不开法家思想 公元前338年深秋，43岁的秦孝公死于肝或肾病引起的器官衰竭， 关于他的死，司马迁在史记里未作过多描述， 但在40多岁的壮年突然去世，秦孝公还是给后代史家留下不少想象空间。不过关于他的死因的好几个假说至今未有定论。 孝公薨后第二天，一个中年男子出咸阳向东匆匆而去，车子在关中平原扬起阵阵黄尘。 他就是商鞅，后世也叫卫鞅，公孙鞅，他和昨天刚刚归西的老国君是这个国家20年以来政治生活中的黄金搭档，正是凭借着这对搭档共同的的努力，让秦国从一个不入流的西部小邦变成一个横扫宇内并吞八荒的大帝国，这一切只用了20年。 这两个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合作推动改革并取得辉煌成功的孤例，二人搭档所成就的伟业，无论是后来的王安石神宗组合， 张居正万历组合，还是康梁与光绪组合均无法望其项背。 变法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一定会得罪人，如果得罪的是象公子虔这样的重量级对手的话，商鞅的下场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他得罪的还不止一个。孝公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动他，如今孝公没了，商鞅开始逃亡。 在秦国，旅店由国家专营。商鞅建立了严密而精确的身份识别和登记报告制度。连问了几个旅店，因为他不愿登记，都不敢让他住。这就是他过去20年不遗余力推行的法制效果，执行的如此彻底，比他最乐观的预期还要彻底，反噬自身的效果也如此彻底，给后人留下作茧自缚的唏嘘。 几个月后，官府的布告贴到了旅馆的墙上，布告里说，公孙鞅叛国投魏，未果。遂起兵谋反，未几事败，身死。车裂弃市。 这是一个有巨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一生都在研究国家的强盛之道，他找到了理论，实践了方法，建立了体系，客观说，历代统治者的内心深处真正信奉的治理原则并未超出他的理论框架，他用自己的生命殉道，变身为中华大地2300年的中央集权幽灵，他留下一本黑硬的语录《商君书》，后世门徒却羞于提及自己的师承。就连前总理朱镕基也只是在私下里承认自己是商鞅的粉丝。 史家对商鞅也是毁誉参半，太史公司马迁说他为人刻薄少恩，不择手段，后世的儒家大骂商鞅说他 “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盐铁论。 非鞅第七》 但即使骂的最厉害的人也不能从效果上否认商鞅的成就，司马迁认为商鞅的政策在秦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隐藏在历史的迷雾当中，面目不清，遗留后世的只有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商君书》，系统的记录了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商鞅，慎道，申不害是法家三个代表人物，商鞅重法，慎到崇势， 申不害推术。 后人多认为商鞅的法制理论严密苛刻，靠法律严酷的威慑力来保证实施效果。这是对商鞅的误读，其实在法制落实方面，商鞅一直非常重视对人民思想教化的作用。他认为：接受教育一方面可以开民智，另一方面又可以画地为牢。教育的作用既可以解放思想，又可以禁锢思想，通过禁锢思想达到禁锢行为(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这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教育者的动机和目标。 商鞅认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统一思想是统一行为成本最低的方式。严刑峻法毕竟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为了保障实施效果需要大量的监督成本。 但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却可以让百姓产生自我约束和自我驱动力。不仅可以节省监督成本，还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培养统一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当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趋同的组织一旦建立起来，巨大的协同效应即告产生，这样的组织就是一架高效的战争和生产机器。秦国的统一验证了商鞅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此后，诸子凋零，百家黯然。 商鞅对组织的启示是，文化建设必须服从于管理需要!治国如此，治企业亦然。 国际公认的企业文化定义是沙因(Edgar H Schein)先生在《组织文化与领导》中的定义：群体在解决其外在适应性与内部整合的问题时，学得的一组基本假定，因为它们运作的很好，而被视为有效，因此传授给新成员，作为当遇到这些问题时，如何去知觉、思考及感觉的正确方法。 如果我们把春秋时期的七个国家比作七个公司，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理念，企业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有的讲仁爱，有的讲和谐，有的讲以人为本。在当时，齐的富庶反应商业文化的精明，楚的高贵体现出贵族文化的传承。 这七个公司在当时属于寡头垄断，竞争不太激烈。大家理念不同，实践各异， 各色管理咨询师奔波在向大客户兜售各类公司治理方案的路上。都有听众，都能获得掌声。 到战国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西方小国突然开始搅局，他们的企业文化简单粗暴而有效。耕战!公司内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都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约束很多，激励目标很直接，种好地，多斩首就能获得奖赏。当所有的七个公司被迫面对生死竞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