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安全问题.doc

用中国智慧应对国际安全问题 　　65年前，人类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浩劫。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生死大搏斗中，先后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作战区域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中国人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军民伤亡达3500万。追忆历史，以更好地走向和平的未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本报记者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进行了专访。熊光楷上将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外交家、国际战略专家，历任中共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街，参与了我国许多对外重大事务的决策过程。围绕着65年前的战争、当前的国际形势及对未来世界和平局势的展望，熊光楷上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时代主题：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 　　记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重新审视二战以来国际局势的种种嬗变，您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及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熊光楷：人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同样遭遇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人类赢得了一次应对极其严重的传统安全威胁的胜利。在这次伟大的胜利之后，国际环境逐渐经历了一个从“战争与和平”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尽管冷战开始后，美苏对抗使世界局势一度处于紧张之中，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日渐明显，60年代末70年代初，“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议题。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及时地把握住时代特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总体上看，目前我们仍处于“和平与发展”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之下。 　　记者：针对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您认为人类的国家安全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熊光楷：国家安全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安全战略是安全观的体现。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是讲军事安全，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新的国家安全观念。1929年，英国人利德?哈特提出了“大战略”，将国家安全战略从单纯的军事战略扩展为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更为丰富的比较现代的国家安全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由“战争与和平”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传统国家安全观遇到更多挑战。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念在世界上逐渐得到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军事安全已经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但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过传统的世界大战。与此同时，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全球共发生恐怖事件500余起，造成2850人死亡，5492人受伤，其中伤亡百人以上的重大恶性恐怖事件24起。不仅如此，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军事安全不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单纯的军事打击并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各方面的需求，国际社会亟须倡导新的、综合的国家安全观。 　　新安全观：摒弃“零和”游戏，倡导合作“共赢” 　　记者：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新的国际安全局势，您认为中国主张怎样的新安全观？ 　　熊光楷：人类曾经历了无数场战争，20世纪更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40年冷战对峙的磨难。进入新世纪，人类在受到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还增加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历史和现实表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在此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并倡导了新安全观。 　　1996年7月，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摒弃冷战思维，顺应时代潮流，共同培育和推广新的合作安全观。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中国与各成员国共同倡导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009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64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这就是当今中国主张的新安全观。 　　记者：倡导新安全观是国际局势的客观要求。那么，何谓新安全观？您能否就它的具体内容深入解析？ 　　熊光楷：新安全观首先是一个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