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doc

找相关材料支撑观点 四、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 （一）以电影为代表的新传播手段的推动 把文学作品创造过成舞台上的辉煌，让观众与研究者对于戏剧的文学性情有独钟，缺失了这些伟大的文学，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都将改写，毫无疑问，这就是影视对文学的最好诠释。 与各种文体从中心到边缘的变更以及循环一样，最具有文学代表意义的案头文学的境遇，验证着文学价值中心主义的论调从来不是也不可能被作家和批评家一厢情愿地左右。但无可否认的是，任何艺术体裁的批评系统是依托文学建立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对一切艺术门类进行归纳和阐释的有效性。所以在影视艺术中，尽管批评家眼中文学自足的美学风范是一种源自文学之美的错误要求，但在视听文化风起云涌成为大众首选精神食粮的时代，把文学从戏剧包括影视剧的创作与演出中剔除，不仅不现实，也不理智。但如果在剧作中执拗地寻觅与小说诗歌等文体完全一致的文学性，并以此裁定文体的等级阶层，同样属于偏颇与苛刻。任何艺术体裁都有其表现方法上的优势与不胜任。不被舞台和摄影机所拘囿的出于纯粹文学创作目的文学，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况且在媒介平台和读者阅读都有了巨大变化的当下，单纯强调文学的文学属性，并以此来衡量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思想力度，进而把影视创作中的种种弊端与文学性的缺失一一对应，这无疑是对文学之外艺术门类特性认识的偏颇。承认剧作是文学，但不意味着剧作就是纯文学，也不意味着剧作的文学性成绩就是影视剧成功的惟一标准，更不能以纯文学的审美作为评价剧本优劣的标准，一流文学作品和一流影视剧之间的巨大落差足以说明这些问题。在要求影视文学化的同时，最不能忽视的是文学与其承载艺术形式本身美学的平衡性。如果脱离这一前提，无论去谈当下影视中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文学形态与规模，还是去要求文学性要在影视创作中承担什么样的精神使命，都只能是空洞的幻想与奢谈。 在这里以莫言《红高粱》《红高粱》不仅是莫言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也是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随即引起文坛极大轰动，有如石破天惊，评论界反响异常热烈。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位），唯一入选《World Literature Today》评选的75年（1927-2001）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的中文小说。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因《红高粱》扬名文坛，也扬名海外，日本文坛正是从《红高粱》开始关注莫言，英语文学界也是从《红高粱》开始认识莫言。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说：“莫言善于运用民间的信仰、奇异的动物意象、不同的想象性叙事技巧以及诸如国家和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的历史与现实，并将它们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奇特的、令人兴奋的文学。”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评价说：“《红高粱》通过戴凤莲和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莫言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一页———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 台湾作家骆以军评价说：“《红高粱》展示了不可思议的、魔幻的、乡野之怪的战争场面或性的原始欲力，莫言是像马尔克斯、鲁西迪那级数，是可以不断从故事秘境召唤各种喷发奇想、充满暴力又诗意的魔术师！”《纽约时报》评论说：“通过《红高粱》，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三）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 这里选择了几位西方名人，介绍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论断，我个人以为， 一个想要追赶世界文明主潮的文化，更需要的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是通行现代社会的“三权 分立”理论的创始人。在孟德斯鸠的笔下，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专制”。他写道，中国政府只有在施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 毋宁说是管理家政。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 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 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 商务版，129页） 对于中国的这种专制，也有人大唱赞歌，比如与孟德斯鸠同时代、同国籍、同 知名度（各在不同领域）的伏尔泰和奎奈。 如果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制度和观念在内的一切总和），说专制是中国 文化的特征之一，并且这种特征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无疑是正确 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是专制，应该变革，是“五·四”以来中国有识之 士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对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德国浪 漫主义的先驱。他说，在中国，一切都缺乏对真正自然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