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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B unit1 夏日的一天，父亲让我去买些铁丝网和栅栏，用来围畜棚，把牛圈起来。 那时我16岁，最喜欢开上货车，沿着老磨坊路到城里去。 研磨机轮子上的水花在阳光下喷洒，在河道上空形成一道彩虹。我常在半路上把车停下来，在河里洗个澡，凉快一会，享受一下天然空调。 太阳火辣辣的，不用毛巾擦，等我爬上岸边的土坡，穿过路边的壕沟，到达货车时，身上已经都干了。 快进城时，有一段沿着海滩的路，我会在那儿拣贝壳，拣海藻，头顶就是正从轮船上卸货的巨大的起重机。 但是，这次却有所不同。 父亲告诉我，我得向店里要求赊账。 那是1976年，种族主义的丑陋阴影仍然是生活的现实。 我曾目睹我的朋友要求赊账，然后就低着头站在那里，等着店主查询他“配不配赊账”。 许多店员只要一看见年轻的黑人走进商店，就盯着他们，疑心他们是小偷。 我们家人诚实正派， 有债必还。 但在庄稼收割之前，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银行里也没有新的存款， 现金不够。 在戴维斯兄弟杂货店，巴克·戴维斯站在收银机后面，正和一个中年农夫说着话。 巴克个子高高的，穿着一件红色的狩猎衬衫，显得饱经风霜。我冲他点了点头，经过他的身边，向五金柜台走去，拿了一盒钉子，一卷用于捆扎的铁丝网和栅栏。 我把要买的东西拖到柜台前，把钉子放进秤盘，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要赊账。” 一边抬起胳膊去擦额头上紧张的汗珠。 那个农夫像寻开心般怀疑地看着我，但是巴克的脸色却没有变。 他随和地说道：“当然可以，你老爹总能有借有还，”一边伸手去拿记账的账本。 我舒了一口气。 他转过头，对那个农夫说： “这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像詹姆士·威廉这样讲信用的人是很少的。” 那个农夫友善地点了点头。 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自豪。 “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 这句话打开了通往成年人的尊敬和信任的大门。 当我把沉重的货物拉进货车车厢时，觉得轻而易举，感到比早上离开农庄时更有劲了。 我发现，一个好名声所带来的友好是一笔无价之宝。 人人都知道，威廉家的人是什么样的：是诚实守信的体面人，自尊自重，不干坏事。 我的曾祖父也许曾被作为奴隶拍卖，但这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 相反，我父亲相信，赢得尊敬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尊敬他人。 我们这些孩子八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可以坐享这个好名声，除非或直到我们做错什么事情而失去它。 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也要为相互的行为负责，否则就会毁掉父亲建立起来的好名声。 我们的好名声曾经是，现在仍是把我们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我不愿意辜负父亲的好名声，这激励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我靠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行李工挣钱读完了大学。最终，好名声促使我在华盛顿特区开办了我个人的公共关系公司。 美国需要在社区里重新树立羞耻感。 吸毒、在酒馆把钱挥霍一空、偷盗、让年轻女子怀孕却又不想和她结婚，这些事本应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婴儿是单身母亲所生的。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大多会缺乏安全感和指导，而这正是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所需要的。 一旦社会纽带和家人相互间的责任瓦解了，社区也就分崩离析。 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增长了40%，但暴力犯罪却陡增了55%，而我们对此却已司空见惯。青少年吸毒人数也在上升。 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县，警察从12所中学逮捕了73名交易毒品的学生，而有些交易就发生在教室里。 与此同时，支撑着文明、体现于细微之处的礼貌和敬意，却正从学校、商店和街头消失。 由于受到电视和音乐中的脏话的影响，像“是的，女士”、“不，先生”、“谢谢”和“请”这样的话，只会让今天的孩子哈欠连天。 他们对好名声的作用满不在乎。 从父亲那传下来的，由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保持的好名声，在现在仍和过去一样地珍贵。 甚至直到今天，当我走进巴克·戴维斯的商店，或去老家的理发店理发时，人们仍然称呼我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我们家的好名声确实为我铺平了道路。 unit2 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 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 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两个小时的车程。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阻碍： 她缺钱， 没有政治经验， 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并搬走。”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