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翻译述略..doc

英语知识 　　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翻译相比，近代的文学翻译显得姗姗来迟。虽然汉唐佛经翻译中不少作品文笔空灵，词藻华美，其中不乏文学的成分，特别是譬喻文字和传说故事，更具文学色彩，它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血液，带来了新生机，并对尔后的中国小说、戏剧创作和俗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佛经本身并非文学。明末清初的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也未涉及文学。而在近代时期，从19世纪70代起，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甲午战争之前，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然很少，据目前所知，由中国人翻译、独立成册的翻译文学，只有小说《昕夕闲谈》和长诗《天方诗经》两种。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近代两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苏曼殊和周桂笙都曾感慨于文学翻译之难。翻译难，翻译诗歌和小说尤难。周桂笙说：“夫译书极难，而译小说书尤难。苟非将原书之前后情形，与夫著者之本末生平，包罗胸中，而但卤莽从事，率尔操觚，即不免有直译（按实指死译）之弊，非但令人读之，味同嚼蜡，抑且有无从索解者矣。”[4]梁启超也说过：“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指拜伦的《瑞志安》）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5]甲午战争后，翻译文学才陆续出现。1896年张坤德翻译的柯南bull;道尔（1859-1903）的四篇侦探小说在《时务报》上陆续刊发（后两篇刊于1897年）。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正式出版。后者的问世揭开了翻译文学的新纪元。20世纪初，翻译文学如雨后春笋，迅速形成繁荣的局面，其数量之多，大约相当于自明末清初以来三百多年间所译西方科学著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 　　三、近代文学翻译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翻译文学当开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这之前，虽有少数翻译文学作品问世，如1840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意拾喻言》（英国人罗伯特bull;汤姆译）、1853年在厦门出版的英国作家约翰bull;班杨的小说《天路历程》（传教士译）、1868年翻译的美国诗人亨利bull;朗费罗的《人生颂》（英国人威妥玛译）等，因系外国人所译，都不能视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从这时到“五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的50年，但翻译文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晚清时期，翻译介绍外国小说之风极盛，据记载当时的翻译小说达四百多种，当时国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均刊登了大量译作。特别是冷笑编的《新小说》，则是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各国的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此间均有所译，较有代表性的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格列佛游记》、《复活》、《匈奴骑士录》等等。据粗略统计，这时期出现的翻译家（或译者）约250人左右，共翻译小说2504种，翻译诗歌近百篇，翻译戏剧20余部，还有翻译散文、寓言、童话若干。在这些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是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后四种类型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是首次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小说类型，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