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doc

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 ● 徐湘林 近些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理论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政治发展理论以及替代理论的影响。然而，该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中所存在的方法论的局限和理论体系的缺失较少为人们所认识。尤其是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中，政治发展理论所设置的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变量关系都被想当然地沿用于对中国的实际政治描述和解释中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评述，以比较和总结中国政治改革理论的疏失和方法论的局限，寻找更可靠的理论分析工具。 ( )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与替代理论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试图运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和程度的政治变迁和适应的问题，并期望最终建立普适性理论体系。然而，这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面临众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政治体系的不同发展经历，以少数国家经验性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解释、分析范式和测量指标不断被其不完善性和局限性所困扰。这也造成了对政治发展宏观理论研究热情的减退。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发展宏观理论不断遭受方法论和经验研究方面的批评，已经很少再有人从事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探讨。不少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区域研究，转向对特定文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探讨，而着重点也从政治发展转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题，一些有别于政治发展的替代理论也相继提出。 ( ) 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在于它所追求的理论普适性目标和有西方中心论之嫌的价值体系。从一开始，政治发展学者们就想建立一个能够用来分析解释所有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现象和规律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这一宏大理论不但要能够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能够具有理论诠释(interpretation)的意义。[1] 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试图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动态的层面，政治发展被定义为政治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或者从传统阶段向现代阶段的变迁过程。不管是将这种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还是传统、现代化和现代的三分法，政治发展都被认为是方向已定、目标明确和不可逆转的政治现代化过程。这种传统-现代的发展观试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征进行区别，并从这些差异中归纳出彼此不相容的政治形态，以前者的政治特征作为后者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 并以此建立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寻求其理论解释上的普遍意义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观点，即把西方（或者更确切的说把英美）现代政治体系看作是成功经验和优势体制的楷模，并将其介绍和推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2] 从静态的层面，政治发展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一整套测定指标来衡量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的程度。尽管各位学者提出的测定指标的表述和归类各有不同，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指标明显具有西方政治系统的特征和价值观的烙印。例如，白鲁恂提出的衡量政治发展的三个标准包括：1）平等原则以法律形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2）行政效率、理性与世俗政策取向等要素的行政执行能力回应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以及3）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分化、专业化和组织之间整合的程度。[3] 又如欧尔森提出的政治发展的五个变量则包括：1）行政能力，即官僚体制的功能、效能和利益整合程度；2）立法功能，即立法机关利益整合功能和文人控制政治的程度；3）竞争性政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和稳定程度；4）实行宪政的程度，即领导人公开甄选和行政部门自主的程度；5）公民影响力，即民选代表、反对党和团体的存在以及新闻自由的程度。[4] 这些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建立在对西方政治民主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其中许多标准与非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经验和现实无关。 ( ) 从研究途径和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理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政治现实意义，并在价值取向上符合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现实需要。多元主义以及新多元主义以社会为中心，认为社会政治力量在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国家的作用则是协调来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要求，尽可能的达到一种平衡和合理的政治输出和政策结果，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社会团体、政党、选举、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过程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安排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视角通过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达尔的民主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的理论阐述，形成了美国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