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doc

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论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与部门特征 谢平 陆磊 原载《金融研究》2003年第7期 摘要：本文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并进一步比较银行监管腐败与证券监管腐败的部门差异。文章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了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第二，监管当局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以保护违规机构所换取的个人好处。第三，在反腐败机制上，稽查、高薪养廉和严格惩处都是可取的措施。第四，金融监管腐败与被监管对象行为存在“下游关联”效应，下游被监管机构超额利润越高、违规动机越强，相应监管部门的腐败倾向越高，因而银行监管腐败与证券监管腐败存在量的不同。第五，监管腐败程度与监管权力介入市场的直接程度有关，能够直接决定融资便利的监管部门被腐败侵蚀的可能性越大，因而银行监管腐败与证券监管腐败存在质的差异。 关键词：金融腐败；共谋；银行监管；证券监管 一、引言：公共部门腐败的行为逻辑及文献评论 尽管我们否认腐败是政府机构的专利，把研究重点设定在交易行为中的广义腐败上（谢平和陆磊 2003），但是本文的研究依然回到了公共部门——金融监管当局。尽管国内外存在大量关于公共部门腐败的研究文献，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关于金融监管腐败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促使我们审视一般公共部门的腐败逻辑，并对特定的金融监管当局行为进行对比，以证实或证伪其是否符合腐败的基本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们沿用了Tanzi（1995）和国际透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1995）关于腐败的定义：腐败是公共部门官员滥用公共权力，从中谋取个人或相关个体利益的行为。从行为特征角度看，Tanzi（1999）进一步把腐败分为6中可能性，即官僚主义、降低成本、胁迫与共谋、集中与分散、随机行为、现金交易等。我们通过对比金融监管行为与其他政府部门（如工商行政管理、税收、财政项目投入和扶贫）腐败的差别，认为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间存在的权力交易主要体现为“胁迫”与“共谋”两种情形。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遵照Tanzi线索进行研究。 （一）金融监管腐败研究的主线选择 一般，腐败经济学分析有三条主线。一是Tullock（1965）和Downs（1966）关于官僚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寻租理论），提出了官员与政府机构效用函数的差别，因此，腐败是官员行为与政府期望行为间的变异。这属于腐败的需求面（官员）分析。由于我们没有进行虚幻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因而并不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效用进行区别。在我们的模型中，官员行为决定了一切。这是因为，无论对被监管对象而言，还是对监管行为后果而言，具体经办官员的行为才是决定性的，机构行为规范无足轻重。二是Rose-Ackerman（1978）从犯罪经济学出发进行的分析。这属于腐败的供给面（行贿企业或个人）分析，适用于研究黑手党、毒品交易、地下经济等行为。我们的模型则侧重于腐败的局部均衡分析，即综合考虑了腐败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讨论贿赂价格和权力交易的均衡解。三是Tirole（1989）从产业组织角度对不规范行为的理论论证。他的思路给我以很大启发，促使我们从双方博弈角度进行探讨，因而形成了金融监管中的“贪赃”与“枉法”相分离的分析。具体而言，由于监管中存在的设租行为，致使被监管对象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这就导致了监管部门的“贪赃而并不枉法”的行为。同时，由于被监管对象可以从违规行为中获益，为了寻求监管庇护，其另一部分贿赂就变为与监管机构共享违规收益的行为，这就导致了监管当局的“贪赃而且枉法”的行为。 （二）方法论依据 我们的研究沿用Andvig（1991）的状态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理论。他曾经以小规模、高频度腐败（贿赂）为研究对象，并区分了“状态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和“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两种基本方法。他认为Rose-Ackerman（1978）方法属于状态分析——经济主体根据约束（即状态）进行理性选择，其优势是便于构造各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模型；问题是无法把所有与腐败行为有关的微观约束进行抽象概括。总体看，所有状态分析模型一般都集中讨论面临软约束（虽有惩罚机制，但不可能实施）、提供公共品并购买私人品的低级官员，且这些官员的偏好仅包括私人成本与收益。状态分析主要贡献在所谓公共契约层面。Rose-Ack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