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docx

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郭松义　　几年前，笔者曾就清代的粮食生产写过些东西[1]。若干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回顾，感到不但在内容上有不少需要补充，而且在沦点上也有修正的必要。另外，鉴于学术界对明代的亩产至今触及不多，故又向上追溯，写了明代一段。因为课题的涉及面较广，难度较大，尽管笔者作了较多的思考，但一定还有很多漏洞，只是作为学术探索，供方家指正。一、粮食亩产记录　　计算粮食亩产量，从方法上说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其前提必须有大量系统的数字资料。遗憾的是在明清两代，这样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即使已经掌握的数字，也因各地的亩积或量器衡器方面的差异而难以做到精确划一[2]，出于如此等等情况，我们在计算明清粮食亩产时，只能根据现有条件，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出大体匡估。　　明清两代统共544年(1368—1911)，其中明代276年(1368—1644)，清代268年(1644—1911。虽然那时的农业发展速度不像今天有现代化科技作后盾，可以十几年、几十年一大变，但是前后500多年，毕竟不是个短时间，其中充满着治乱变化及诸如政府政策的调整、人口的增减、生态环境的改变、工商业的兴衰等，都会对农业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反映在粮食亩产上，也会有升有降。　　请先看一下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明清粮食亩产所持的看法，见表1[3]。表1：有关学者对明清两代亩产的推算　　上述亩产数字，有的是照着这样的公式计算得出的： [（按人计算的粮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　　由此得出的单产数字是每一单位耕地面积的单产量，而不是每一单位播种面积的单产量[4]。也有的是根据当时记录的亩产量数字，再参照不同耕地的比例、复种指数等综合统计而成。对于各人的计算方法，作者不想妄评，值得注意的是三组数字间有很大的差距。当然，根据现有的资料，要得出完全相同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但出入那么大，说明学术界对明清两代粮食亩产的看法并不一致，基于以上情况，我们也根据掌握的资料，试着作了一些评估。　　先排列明清各时期的亩产数字。首先说明代。明代的亩产记录不多，所以无法按时期细分，不过因自然条件不同，作物种植和产量各有差别，可以分成南方稻作区和北方旱作区两大块。它们的自然分界一般以淮河和秦岭为界，以南为稻作区，以北属旱作区。当然，这不是说稻作区中没有旱作地，至少在某些丘陵山地和沿海沙地，因无法蓄水而只能种植旱作。在北方，稻田亦时有所见。　　在南方稻作区中，相对来说，亩产记录较多的是长江下游的江浙沿太湖平原地区。列表2。表2：明代沿太湖平原区粮食亩产举例　　太湖平原区自宋以来，已是全国出名的粮食高产区。上述亩出米2石、3石，应是全国最高单产量。又据万历《通州志》言长江北岸的通州(今南通)，丰年上田亩出谷3石，次田2石，下田工石，与出米相比，便少了一半。明代中期后，湖广和广东也有与太湖平原区大致相同的亩产，见表3。表3：明代湖广、广东亩产举例 　　上述亩产记载中，广东南海县上田10石、中田7石、下田5石，以谷折米便是5石、3．5石和2．5石，其上田比太湖平原区同等则田一季出米3石，或加春花1．5石，共4．5石，还高出0．5石。不过据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在浙江湖州的下路湖田，也有亩收米4—5石的，原因是“田宽土滋也”。看来水沃地肥，再加上亩积偏大，是那里亩产高的重要条件。其实，南直苏松地区的浙江嘉湖一带，亩积窄小是众所周知的。顾炎武在谈到“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中，就对此有过议论[5]。今人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专门就浙江湖州一带亩积作过考订[6]。广东南海县亩产量之所以高，一是亩积较太湖平原区大，二是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好。到明代后期，整个珠江三角洲的产量都提高了，南海不过是其中的典型。表3中，产量出入较大的是湖广长沙府(包括湘乡和浏阳二县。它们均系该府辖县)，由谷0.7石至接近3石不等。这里除了土地等级不同以外，0．7石和1石酌说法，我很怀疑是当时官员为了说服朝廷不要再加征赋课，有意把产量朝低的方面说。另外，我们还收集到明代广西南宁和弘治时贵州兴隆卫(今黄平县)的两则粮食亩产记载，前者言“每一亩得谷二石者为上”[7]，说的似乎是最高亩产；后者见于周瑛《兴隆卫学丁祭碑记》，有学田7亩，召田力耕，岁获白粲150石零，平均亩出米2石多[8]。同为2石，一说是谷，另一说的是米，后者产量要高于前面一倍。　　为了进一步弄清南方稻作区的亩产，我们试就祭学田的定额租进行推算。按照一般惯例，额租量约相当于正常年产量的一半，当然也有超过或不足一半的，但多数看来，用地租额的一倍计算正常年产量是说得通的。有关这部分资料，有的采自李文治的《明清时代封建关系的松解》[9]一书，也有一些是著者独自辑录的，其出处列于表后，见表4。　　将表4和表2、表3对照起来考察，明代的南方稻作区，单产稻谷一般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