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村落的住居生活..doc

白族村落的住居生活白族是中国西南边疆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白族人民亲仁善邻,不断吸收周边汉文化、西藏文化、印度文化、南亚文化中的先进因子,创造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并且在建筑营造方面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作为白族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类型多样、技术成熟、造型丰富的建筑不仅记录了白族在不同发展时期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文化艺术信息、技术工艺信息和地域环境信息,而且还蕴藏着白族对其住居生活的美好理想和永恒追求。从民居与村落等建筑的布局、结构以及功能来看,住居在白族村落,白族的住居理念集中体现为六个方面: 　　一、和谐共存 　　对于村落的内部关系,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作过深入研究。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他对特洛布里恩德岛的奥马拉卡那村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村落中心宽敞的广场是节日和公共活动的场所,广场周围建有薯蓣仓库,因其关系到人们的生存而称为神圣处所,并产生许多禁忌;仓库外围是环形街道,已婚夫妇居住的茅草屋围成一圈,构成了村落的世俗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整个村落是包括中央与外围、神圣与世俗、内圈男性与外圈女性等许多对立而统一的复杂系统,而且,这一系统还呈现出一种不相等的同心圆结构。 　　事实上,对立的共存关系在许多村落都有存在,这一点从内地的村落并不难看出来。清华大学的陈志华先生通过对浙江南部古村落的研究认为,该地区的村落大都有清晰的富户区和贫户区,其崇祀区和居民区也有明确的界限,村落中对立的共存关系是较为明显的。与此相较,白族民居与村落在共存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对立关系则要弱得多,虽然白族村落的崇祀区和居民区在空间上亦有不同的分布,但其贫富的分别却不那么明显,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对立,还不如说是并列来的恰当。 　　在大理白族村落中,村民的社会地位因经济实力、仕宦的差异虽然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就世俗观念而言,其享有的权利却是相等的。这种平等来自于长期的利益整合,其目的是为了尽量避免村落内部可能出现的冲突与矛盾。通过整合,村落内部在土地分配等许多方面都形成了世俗的准则,这些准则以习惯的形式出现,界定了村民在利益分配上的并列关系。 　　例如,鹤庆、剑川等地为了避免村民在土地使用上的矛盾,对相邻住宅的空间距离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按当地风俗,每栋住宅从滴水向外的一尺五的范围内是不允许对方侵占的,即院落之间至少存在三尺以上的距离。很明显,这一习俗通过双方在空间上保持的一定距离,避免了矛盾和冲突。除了口传的习惯法,许多白族村落还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对村民的行为方式进行严格的规范。云龙长新乡有一块清代的《乡规民约碑》,碑中说:“从来朝廷之立法,所以惩不善而警无良;乡之议规,正以从古风而敦习尚,非互结相联而启讦弊之路也。故古之良民,方里之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亲睦之风,昭昭千古,余里之境,能不法古风而遵守乎?”碑文“和乡党以息争讼,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美,讲律法以惊愚顽,笃宗族以昭雍睦”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 　　需要指出的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对于塑造村落内部以及村落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造就出一个个以寺庙为中心,以社屋为关系纽带的村族社会共同体,而且还能促进共同体内各村落、以及村落内部的相互认同与共存意识。就白族地区的情况来看,村落与村落之间虽然也存在着较强的地缘观念,但由于有本主崇拜等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亲和的纽带,因此,他们之间在土地占有、水源支配的问题上往往能够达成共识,即便出现了矛盾,也能借助宗教的力量予以解决。 　　二、耕读传家 　　白族耕读理念的形成与儒家文化在大理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按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记载,早在汉武帝元封年间,大理就有人跟随司马相如学习经学及诗词歌赋。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阶层对汉文化持包容接受的态度,不仅国中设有讲授儒学的学馆,大批贵族子弟还涌入成都学习。由于汉文化流行,人们对汉文书籍的需求随之大大增加,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理国派遣使臣“高太远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其种类及数量之多,在云南历史上亦属罕见,以至于后来在内地失存的汉文经典,也能在云南找到。到了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广设书院,推行开科取士的制度,儒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更加普遍。据《新纂云南通志》统计,从元初至清末的800年间,大理地区共出进士217人,举人1824人,可见其耕读风气之盛。戊戌变法后,西学引进,大理各府成立了“中学堂”,州、县成立了“两等小学堂”(高小和初小),到民国时期,大理坝区的乡镇一般都有小学,大理地区约有七十所。时至今日,不少白族人家虽粗茶淡饭,但仍以田间辛劳所得节衣缩食地供子女上学,展现出浓郁的耕读文化气息。 　　耕读成为村落生活的普遍形式后,就会逐渐固定下来,并转化为一种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