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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生活中学生“说”课堂教学问题归因寻求 潘健 季丽萍 在教育中，“说”很早就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甚至被视为教育的目的。然而，在现实教育情境中，“说”失去了其应有的本体论意义，在教育者的观念中，并未被完全意识到，甚至在教育学理论中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通过对现行课堂教学的考察，以为有必要对课堂生活中的“说”进行探讨。课堂生活中的“说”意味着交往、合作、沟通、互动、对话、讨论。 “说”是学生生命的存在形式。“早在古希腊，人就被界定为‘会说话的动物’，凸显了‘说’之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关联。”“说”便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学生作为一个完善的有生命的人，我们应该赋予他更多的“说话”权，以此来唤醒其生命，激扬其生命，并引导其去展示生命的力量。换言之，“说话”是学生生命意义绽放的基本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言说”中，学生才能不断地“占有人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人；“说”是学生的一种学习方式。“说”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即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建构”转换。一方面，学生在“说”中改造着自己的学习，学习自身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展现自己的个性，获得人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人；另一方面，学生在“说”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凸显自己在发现、探究、研究等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在“言说”中完善自己。在不断地完善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培养自己的创造力，获取生存所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等；“说”是学生主体精神释放的渠道。“说”意味着学生的“自我实现”。在“说”中，他们共同探讨着未知的新领域，获得成功的喜悦。在“说”中，他们传递着对别人的尊敬，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在“说”中，他们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享受着别人的理解与沟通。可以说，“言说”丰富了他们的内在人格和精神世界。在“言说”中，学生具有“不同于动物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得以凸显，学生的主体性精神得以释放；“说”是学生素质生成的重要途径。所谓素质，是一种人格“特质”。“教育即育人”，而育人的目的即意味着培育“会说话”的、能“说”会“道”的有个性的人。让学生在“言说”中接近真理、敞亮自我、把握人生的真谛，与他人乃至社会真正融为一体，学生的“个性”才会真正得到陶冶。 一、问题扫描 基于中国国情的教育竞争的客观存在，学校未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言说”时空和更多的“言说”的机会，“说”的功能在课堂生活中未能充分发挥。 1．“说”的机会较少 现行的课堂教学以“满堂灌”居多，通篇是“老师讲，学生听”，学生一直受着老师的“训化”，变得越来越不敢说，越来越不想说，甚至对老师、教材产生了一种依赖，并使其自身成为“习惯的奴隶”。这一现象在高年级中尤为突出。有人说，中国的学生年级越高，创造力就越减弱，这大概是我们的课堂教学留给学生“说”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缘故吧。 2．“说”的权利不均 许多学生沦为课堂中“沉默的羊羔”的现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曾听过某个班的几堂随堂课和公开课，发现无论是公开课，还是随堂课，被教师提问的只是几个较为熟悉的面孔，他们是一些“学业成就高”，而且“在班级中担任着一定职务”的优等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教师将言说的机会更多地分配给他所喜欢的优等生──—他们是主体的“课堂活跃者”，充分享有“说”的权利，而其他的或不想说或不愿说或不敢说或想说却苦于没机会说的学生却永远处于“言说”的圈外，成为被动的“课堂守望者”。 3．“说”的形式单一 “说”在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中表现为师生探讨、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共同建构，老师有向学生提问的权利，学生也有向老师提问的权利。然而在今天的问答式教学中，表现出来的仅是教师问学生，学生只有回答的义务而没有提问的权利。贝拉克在研究中发现，大约90%的学生课堂行为属于应答。邓金和比德尔采用弗兰德斯系统中的学生谈话──应答范畴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要活动就是应答教师的要求。 4．“说”的质量低劣 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优生率”的应试教育下，一方面，对知识的狂热追逐使课堂生活的讨论已逐渐沦为一种形式：讨论是一种纯粹的手段，追求的是讨论获得的答案──—一个正确的符合教师预设的答案。学生“逐渐丧失了表述的习惯”，难以创新、批判、思辨地“说”，“进而丧失了表述的能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提问对学生的思考与回答问题往往带有潜在的强制性，且所提问题本身也基本规定了学生的思维的内容与性质。”所以在这种企图以提问启发学生思维，提供学生“言说”机会的问答式教学中，“学生一直降服于老师的思维和语言下”，竭力迎合老师，无个性地说着教师想说的或是教师所期待的话。 除此之外，老师所提的问题属于事实记忆理解类型，以及“是不是”、“对不对”、“好不好”等是非判断式问题的大量提出，使学生的“言说”仅成为一种本能的应答行为，学生毫无思辨地复制着书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