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doc

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　　近二十年来，现代性话语的复兴是中外学术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现象有两种不同 的看法。一些人认为，现代性话语的出现是与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危机有关。这种现代化 模式是西方国家近二百年确立的，它的主旨是试图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市场配置资 源，以工业化为生产模式、以形式民主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合法化的机制、以大众教育作 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最后以福利国家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形式等一整套制度架构来实 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原则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 得以学理化，成为对现代化有标准解释。　　但是，这一发展模式在20世纪末已经面临严重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已经动摇 了民族国家本位的基础，生态危机暴露了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的限制，工业 化与新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面临大量的人造风险，福利国家的收缩使社会重新陷入两极分 化等等。这些意味传统现代化模式已经陷入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认为现 代性话语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的“反思现代化”、“第二现 代性”理论就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把现代性定义为对高度现代化社会的后果和影响的反 思。这种把现代性话语理解为现代化的反思已经成为较普遍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该问 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这个视域中展开的。　　除对上述“现代化问题式”的理解外，还有一种对现代性话语兴起的“意识形态式” 的解释。美国著名哲学家詹姆逊说：“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令人困惑的术 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 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是没有目的 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和政治科学家得以混淆 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蒙混过关。”[1](PP.285-286)詹姆逊把现代性话 语定义为后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它以所谓的现代性理想来填补由于共产 主义失败而留下的道德和理想真空，以自由主义理念和制度充当人类未来命运的选择。 现代性话语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它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窒息了人 类探索不同于资产阶级文明的努力。詹姆逊的观点并不孤立，德国政治家奥斯卡·拉封 丹也认为，“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词已经堕落成时髦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下你什么都 可以去想。如果你想弄清今天人们称作‘实施现代化的人’在现代性的术语下究竟知道 什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只知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去适应所谓的全球市场的约束。现代性 的概念已经变成了纯经济和技术的范畴”[2](P7)。换言之，当现代性或现代化已经等 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秩序时，讨论任何非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社会前景似乎都是 在重述一个老掉牙的乏味的故事。　　我们部分地同意西方左派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担忧。如果以现代化模式选择问题取代 对更为严肃的人类解放目标的讨论，现代性确实可能成为拉封丹所说的纯经济和技术范 畴，马克思和其他左派赋予现代性概念的批判和革命内涵有可能被自由主义现代化意识 形态吞没。但是，把现代性话语的复兴完全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纵也是片 面的。实际上，二十多年现代性话语的复兴既与国际范围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 变化有关，也与现代工业文明遭遇的现实问题有关。现代性是一个自由浮动的能指，在 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所指，它既可以充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符码，也可 以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左派重新确立自己所未来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坐标的基础。　　现代性理论的兴起对我国学术界具有特殊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过于意 识形态化了，任何学术观点都还原为阶级斗争和党性问题。这种学术的政治化极大地妨 碍了我国学术发展，学术总是骑在政治的旋转木马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现代性问题的 凸现有助于克服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使哲学和社会科学扎根于当代中国面临的实践问 题。不论是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还是对中国社会改革和转型的规范前提的讨论都与现代 性有关。在当代社会，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不考虑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 各种现代性的种种诊断，就无法真正展开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同样，如果我们不考虑 现实的现代化运动及其影响，也无法真正讨论现代性问题。　　笔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有 特殊意义。以前我们往往更多地是马克思理论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来理解，突 出的是马克思与西方传统之间的断裂，忽视了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特别是近代德国传统之 间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的思想也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 性话语的一部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整个问题域就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只有立足于现代 性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呈现。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