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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5年走完西方350年的路 美国恍然大悟　　在中国经济减速的时候，说中国必然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创新领头羊，是要有足够底气的。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系CCB讲席任教(2008-2015)，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客座教授文一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归纳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剖析了中国崛起为何必将实现的原因。他不落窠臼，既不基于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偏见对中国盲目悲观，也不基于中国曾是持续几千年的全球最强大文明这一事实来推断中国必将重返巅峰。　　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基本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除本文外，作者在其新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中文版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中，对支撑上述结论的理论框架给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仅用3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和制造业中心，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后突然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呢?要知道，很多具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的小国都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　　一种属于盲目悲观派，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超高速增长不过是政府靠海量投资制造出来的“振兴假象”，是靠牺牲环境和人民长远利益炮制出来的经济泡沫。　　这一泡沫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中国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当年能够崛起并维持其经济繁荣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法制、私有银行和独特知识体系，以及完美的市场机制、资本自由流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而中国必须靠不断山寨和剽窃西方技术和商业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国企投资来维持基本增长和就业。一旦廉价劳动力用光(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和政府债台高筑，除非能够实现政治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完成彻底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的国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将不可避免。　　另一种观点属于盲目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历史地位至少从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后180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　　中国曾创造了无数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奇迹，包括促成文艺复兴后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发明以及在陶瓷、纺织和炼铁等方面的领先技术。因此，中国一旦觉醒，回归它以前灿烂文明的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而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不起推敲。它们或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或是基于对历史的肤浅线性外推。一个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国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长，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丰厚的非洲没有做到，奉行“华盛顿共识”和“市场万能”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甚至工业基础雄厚并采纳了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没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来，那为什么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没有重振昔日雄风，在今日工业强国林立的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中心闪亮登场?　　本文为中国崛起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根基于西方当年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迅速崛起的历史，根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政治经济学逻辑，根基于对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多次工业化失败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左至右、由上到下各个颜色分别代表：非亚洲古文明国家(希腊、埃及、土耳其、伊朗)、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所谓累加GDP，即对于所有列出的国家，其GDP总量必须占全世界GDP总量的70%以上)　　借助于这一解释，我们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更好地预测中国未来国力的走势，还可以借以分析其他国家工业化成败的深层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不是在其它欧洲国家或当年的中国和印度)发生的“秘密”本身。　　近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