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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理念 一、通常意义上的效率 在汉语语境中，“效率”一词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两点：“机械、电器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工作效率/用机耕比用畜耕效率大得多。”如认为“效率是指司法审判活动中时间的节约”，就取“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这层意思。 《布莱克法律词典》（第六版）对该词的解释也有两条：（1）利用现有的资源并以最低的成本，做某项工作得到最好的结果；（2）令人满意的投入产出关系的比例。在英语中，与汉语“效率”对应的词是“efficiency”或“efficient”。但将“efficiency”译成汉语的“效率”或“效益”时，汉语的意思都不够贴切。在汉语中，效率表达“做事的快慢程度”，效益表达“结果的好”，这样以来就生混乱。如要坚持词与词的一一对应关系，“efficiency”就兼有效率与效益综合的词义。“efficiency”既意味着“过程的快”，也意味着“结果的好”。这就要注意具体应用的语境，当说办事 “有效率”、“无效率”、“高效率”、“低效率”时，是取“过程的快”之意，当说“提高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时，就是取“结果的好”之意。但这两个词不能混用。 二、经济学对效率的解释 （一）经济效率 经济效率即效率，又称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最优标准，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就是如果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不存在另外一种可以选择的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的处境变坏，而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就是说除非有人受到损害，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的处境得到改善。通俗的说法就是，除非损人就不能利己，就是帕累托最优。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反之，不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缺乏经济效率的。比如，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是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地，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是有效率的。 如果一种变革没有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而至少是其中一个人的处境变好，这种变革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社会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就存在帕累托改进。如果社会已经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没有办法进行帕累托改进。对社会的每一人而言，帕累托改进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但帕累托最优标准不允许在个人之间的福利比较，即使两种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相互的转换也不一定就是帕累托改进。 哈尔多—希克思标准是克服帕累托最优标准限制的一种尝试。如果一种变革中，得益者得益可以弥补受损者所失而有余，这种变革就是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当然补偿实际上并不一定付出，但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如果这个补偿是足够大、补偿实际也发生了，就变成帕累托标准了。哈尔多·希克思效率标准实际上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标准：任何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变革都是有效率的，即使有人受损。哈尔多—希克思标准或潜在的帕累托最优是大多数法律文献使用的效率标准。法经济学对效率的理解与适用是建立在帕累托效率原理基础之上的。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找到一种可行的效率的定义：从一定法律制度的观点来看，效率就是可以避免资源浪费的一切手段；就是任何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运行的东西；就是任何法律市场中法律消费者认为使其效用达到最大的选择；就是任何不无意义地妨碍组织良好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的选择；是任何“他们/她们因为拥有它而使生活更好”而“我们”也希望有的法律安排。 在此，也有必要区分规则约束下效率和规则本身的效率，前者指在一定规则约束下，人们只要是自愿未受到强制地去交易去践行某种行为就是有效率的；但对于规则本身而言，如果人们一致同意要求改变规则，那么修改规则就是有利的，表明此规则是无效率的；如果人们对修改规则的意见不一致，则表明现行的规则就是有效率的。 检验效率的标准不能只从结果去判断，还要注重从过程中去判断。规则过程的效率与公正比规则本身更重要。 （二）效率与效益 效益，是指效果和利益，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常用这个概念，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有些学者倾向于用“效益”概念来替代“效率”概念，或者把“效益”与“效率”作为同义词，视为一项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 “效率也称作效益，指社会或个人给予应当的(劳动资源等)投入而获得收益最大化的比率。”“‘效率与‘效益’这两个概念所表示或传递的价值内涵或价值目标是相同的，就如同我们谈‘公正’与 ‘效率’一样，二者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如果说这二者存在着区别的话，那么也仅是对同一价值目标的强调面或侧重点不同。“效率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价值，而效益侧重于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价值”。 “刑事诉讼的效益在狭义上一般被称为效率，指以一定的司法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