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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与当代博物馆 少年时期家庭、苏州、上海的影响 据传说，贝家在苏州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是在明代，约1388年至1644年间，但其家族更早之前可能来自安徽省，后迁至浙江，最后定居到当时重要文化中心苏州。贝氏家族曾是草药商人，致富后购置房产，后来以行善和助人名誉苏州。贝聿铭1917年生于中国广东（也有报道生于苏州狮子林贝家）为中国银行创始人贝祖怡之子。幼年时因父亲工作关系一直在广州、香港，后因父亲出任上海中国银行分行主管，1920年代由香港搬到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附中。上海离苏州不远，由于贝聿铭是长孙，其祖父经常接他去苏州居住，因此贝聿铭在17岁之前在苏州和上海无论家庭、社会对其均有很大影响。 “全力以赴”是贝聿铭八岁时从祖父那里得到的教诲，如今已是八十多岁了，这仍然是他的座右铭。他的祖父还经常传接给他一则孔子的格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置共之”。正如在“贝聿铭谈贝聿铭”（德国盖罗·冯·波姆著，林兵译）一书中的自述：“中国传统观念对早年影响很深，我的成长基本上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按中国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所谓“待人接物”，一个人应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我很小接受这种教育。儒家的道德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很实用的哲学，是待人处世的方法，它如同道德关系，决非宗教”。 “我的祖父贝理秦确实代表了旧中国的最后一代，对我来说，他是儒家理念的象征，是他教会我如何在郊外山上的祖庙里进行祭祀等等的礼仪”。 贝聿铭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经常定期带贝聿铭去清修的寺院里，并且总在那里静坐很长时间，并教诲贝聿铭要“学会在寂静中倾听”。贝聿铭刚满十三岁时母亲去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照顾弟妹，做他们的榜样。他是这样回忆母亲的“她得生活处世的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她很受朋友喜爱，朋友很多，这一点我很佩服。感受到我母亲的为人，她待人热情，别人很尊敬她，这对我影响很深”。 “去了苏州，那个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于感受。儿时记忆中的苏州人们的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日常生活为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我在那儿逐渐感受到并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家庭的真正含义——内聚力和历史。我儿时在香港；从未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从那里搬迁回到苏州后，我意识到了更深的家庭根源，这不只让我吃惊，并对我产生很大影响。这影响了我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 “我还记得我同堂兄们在我家园林‘狮子林’中玩耍的情景。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引起我们无限幻想，苏州园林是为文化墨客而设计，非为皇家而建，狮子林是一个道教僧人于14世纪开始建造的，因石而著。这些石头的加工制作甚为有趣，并且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园中石头大多为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们以他们的可塑性来选择，再小心地将岩石撬开，然后，石匠在湖畔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子孙收获’。人类为自然添色，而自然也促发人类的创意。我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精神，我的建筑外形是精心挑选的，并与功能需要相呼应。建筑设计本身必须与不同的业主、文化、政府、经济相呼应，从建筑最初设计开始，经过施工到最后竣工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漫长的过程常使我想起石匠造石”。“现在想来，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 “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两层或是三层，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当时却在盖十、二十和三十层高的大楼。我就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贝聿铭十岁从香港去了上海，他回忆说“那时上海比香港先进得多，不愧是亚洲大都市，‘东方巴黎’之称”。“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在那里读中学，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国际饭店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建筑，它曾是远东的第一高楼，非常庄重、豪华，这座酒店楼高24层，拥有当时高级客房二百多间。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乌达克（Ladislav Hudek捷克籍建筑师）是这方面大师，从那时起我看到西方新建筑风的萌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饭店的高度深深的吸引了我，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作一名建筑师”。不满18岁的贝聿铭高中毕业后从上海去了美国，开始寻找人生的新道路。贝聿铭回忆当年离开上海时的心情说“我当时还不到十八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家，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那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时刻，我以为会动情，会落泪，结果完全不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有机会去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