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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惊讶于爱因斯坦的天才时，是不是也该从被他锯掉的椅子腿中有所领悟，他锯掉的仅是一截儿椅子腿吗？不，他锯掉了一种安逸的工作状态，才使他能完全集中精力到桌案的工作上，不会因为安逸而懈怠。所以，不要总是把目光盯住别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拿起你的锯子来，锯掉容易让人懈怠的那份安逸。 爱因斯坦的椅子腿 领先方为大师 1936年10月，钱学森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教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有人问：“教授，您把这么好的想法都讲出来，就不怕别人超过您？”卡门教授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去了。”后来，钱学森回忆起那段学习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冯·卡门教授的一席话，使我一下子开了窍。加州理工学院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实际上，要做到“四不讲”，堪比登天。首先，你要全面了解前人、近人都讲了些什么，这需博览群书；其次，要了解外国人都讲了些什么，这要精通多国语言；再次，每天乃至每堂课都要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最后更重要的是总要处于学术研究的领先位置。尽管比登天还难，但这“四不讲”陈寅恪都做到了。难怪傅斯年如此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领先方为大师 2007年3月，知名作家梁衡专访多年好友季羡林老先生。他特意请教一个问题：“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您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若干人都不知，为何要研究？”听了梁衡的疑问，96岁高龄的季老先生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管探究，只问精不精。”梁衡在回忆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问就是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敢想天下先，敢为天下先，终成大师。大师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被后人超越，但领先思想和意识却永远不会过时。 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袁隆平 我不是没有名利思想，说完全没有名利思想，也是不实在的，一个人真正做到没有名利思想是很难的，但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稍有点名气之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婉言谢绝了。如果为了名利的话，我早就到国外去了。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0年曾以每天525美元的高薪聘请我赴印度工作半年，但我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发挥的作用更大。 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我参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我三次都落选了。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有一位普通农民，年轻时对饥饿有切肤之痛，后因种植杂交水稻而一举改变了缺粮的状况，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给他提供几张不同角度的全身照片，说要给我塑一尊汉白玉雕像。尽管我再三拒绝，但那位朴实的农民还是为我塑了一尊像。有人问我见过那个雕像吗，我笑道：“我不好意思去看。” 至于荣誉，我认为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到此为止”，那只是一种鼓励，鼓励你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评估说我的身价是一千零八个亿，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好，我不愁生活，工资足够用，房子也不错。要吃要穿都够，吃多了还会得肥胖症。衣服对我来说感觉都一样，高档的不会说穿上就舒服些。我也从来不喜欢讲究名牌，也不认识名牌。我最贵的西装是在北京领首届最高科技奖前，抽空逛了回商场，买了打折到七八百块钱一套的西装，还是周围同事捣鼓了半天才买的。 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我不愿当官，“隆平高科”让我兼董事长，我嫌麻烦，不当。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懂经济，对股票也不感兴趣。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我不干行政职务就是为了潜心科研。搞农业是我的职业，离开了农田我就无所事事，那才麻烦了。有些人退休之后就有失落感，如果我不能下田了，我就会有失落感，那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还下田。过去走路，后来骑自行车，再后来骑摩托车，现在提高了，我可以开着小汽车下田了。 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