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考证文新稿大佛考证文新稿.doc

青铜山大佛建造年代考 大佛寺石窟造像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12月23日公布）,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锦绣川老庄村北青铜山南麓悬崖上。石窟内大佛,像高9.05米,躯干雄伟,法相庄严,身着披肩式长衣,胸前博带左右下垂,两手作法界定印平置两膝之上。为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像。大佛是山东省现存最大的一尊石刻造像,有“齐鲁第一大佛”之称。石窟内还有菩萨、比丘等造像十尊（含菩萨冠顶化佛）。大佛的建造年代有隋、唐二说,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大佛应建于曹魏黄初年间(220-226),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在大佛石窟西壁有一则造像像主题记:像主亻芝 景晖、像主徐晃母王、像主高秋王、像主罗胜男、像主荣僧（方匕）。铭文无纪年，字迹清晰，只是个别字无法确定音、义。此像主铭文应为开凿石窟雕刻大佛时所留，是考证大佛建造年代的唯一文字依据。像主即佛像的出资建造人，因铭文无纪年，只能查考像主的所处年代。 济南地区的隋唐佛教造像题记大多都有纪年铭文，青铜山大佛造像像主题记没有纪年，这说明大佛建于隋唐时期的可能性不大。题记不留纪年在早期佛教造像中较为普遍。济南千佛山、佛慧山隋代造像及神通寺千佛崖唐南平长公主、驸马刘玄意、赵王福为太宗李世民所造佛像，高度和规模均比青铜山大佛小得多。隋唐时期谁的经济实力和地位高于大隋皇帝、南平长公主、赵王福？谁能造、敢造9米高的大佛像？因此，青铜山大佛建于隋唐的说法是缺乏历史背景依据的。大佛石窟西侧石壁最高处的两尊1米左右的造像时间已确定为唐天宝七载（748),监造者为上座僧元志。题记曰：天宝七载九月二十七日，上座僧元志敬造石像二躯，一降魔一弥陀，上为国王帝主，下及师僧父母、法界仓生，咸同斯福。上座僧以年德俱高，都是朝廷任命。元志应是大佛寺上座僧，其造像仅1米左右二尊，此时应是大佛寺寺院的鼎盛时期。大佛寺（寺院）现仅存遗址，从遗址规模看，寺院建筑规模不是太大，应是以“大佛”命名的，是依托大佛造像逐步建立起来的佛教寺院，应该是先有“大佛”后有“大佛寺”。从开凿石窟建造大佛到寺院建立兴盛应有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从时间上来推断大佛建于唐初的可能性也不大。隋唐时期史书保存相对完善，但无大佛及五位像主的记载。综上所述，我认为大佛建于隋唐的可能性很小。 像主题名记中的“徐晃母王”意即“徐晃母亲王氏”。历史上姓徐名晃且有出资造像能力的只能是曹魏徐晃。徐晃(?-227),字公明,河东杨县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初为右将军、都亭侯,后封逯乡侯、杨侯、阳平侯。虽然史书中无徐晃造像的记载，但也存在徐晃母亲为徐晃造像祈福的可能。徐晃作为曹魏的功勋人物，其家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事造像活动，徐晃母亲王氏为自己和徐晃造像祈福，也是合情合理的。青铜山大佛所处悬崖如屏，高约60米，顶部有明显雕刻痕迹，可见造像初期是计划将整个悬崖雕刻为大佛像的，只有皇亲贵戚才有能力出资造像。徐晃母亲联合其他皇亲贵戚要造大佛像首选之地应是济南，因为曹操曾为济南相，济南在曹魏时期的政治地位应是仅次于洛阳的。济南青铜山作为泰山山脉余脉，石质适合开窟造像，大佛所处悬崖位置极佳，国内罕见，是首选之地。放弃将整个悬崖雕刻为大佛的计划，不应是石质和财力原因，可能像主考虑的是时间问题，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佛像的建成，不想工期太长。青铜山大佛石窟顶部正好是上下岩层的叠加处，有明显缝隙，这对石窟开凿大为有利，缩短了工期。徐晃母亲之外的四位像主，从字面看应是高僧和贵戚，其中“高秋王” 应是高秋氏与高王氏的合称，即高家秋夫人和王夫人，可能为高览家族的人。“亻芝 景晖”亻芝 作为姓氏， 音或同“支”（或为“从”繁体），“景晖”为字，或许就是西域译经人支曜。亻芝 景晖排在题记第一位，充分说明此人的佛教地位之尊贵。支曜，作为西域人，非汉族，姓支名曜，字什么史料未载，但肯定有字。“曜”与“景晖”意义相通。名曜字景辉也符合起名习惯。罗胜男，从字面看或为女性，应为显贵夫人。荣僧（方匕）应是荣姓佛教信士。徐晃母亲的主要生活年代应是东汉末年至曹魏黄初及太和年间，造像时间在黄初年间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一时期徐晃也在世。故此我认为大佛建于曹魏黄初年间（220-226），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由于造像题记没有纪年，考古专家们多以其造像风格推断年代。我发现，青铜山大佛的造像风格是更加符合中国早期（魏晋）佛教造像风格的。中国早期造像的面相多为圆胖的脸型,形似汉人。服饰一种是偏袒右肩,一种是通肩大衣（两肩全被覆盖,看不出内衣）。菩萨像的服饰主要突出在头冠上，头冠有花髻冠、发髻冠和化佛冠三种。化佛冠是头冠中间安立一坐佛。青铜山大佛脸型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形似汉族人，服饰为通肩大衣，石窟东壁菩萨造像头冠有化佛（坐佛），为化佛冠，这些皆符合上述中国早期造像风格。?造像风格都是在前朝风格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完善，相近朝代的造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