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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孔子人生追求的对比 　　儒道两家向来非常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庄子对他所在的那个大动荡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始终以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发问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齐物论》）庄子在深思：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庄子这样的发问已直接取向于对生存的意义的具体感受——苦乐——的思考。 　　孔子也重视从人的身生感受的升华汲取乐意。孔子的时代是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序，个体生存的苦处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礼崩乐坏”、政道废弛，波及而出的是“仁义不施”的人伦危机。整个士阶层以其独醒的忧患意识，感叹国无纲纪。因而，孔子主要从社会道德危机入手来规划人生的社会使命。孔子对个体人生的生存体验可能不及庄子，他侧重于社会环境的整饬，并且认识到必须以个体的人生的调节来拯救世风。可以说，庄子要解决的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孔子则赋予自己以“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他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生要有意义，就要弘道践道、改造社会。对此，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此种“乐”，是人生价值的胜义。 　　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可以从他与惠施在濠上观鱼的对话中表现出来。《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施曾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睹物思人，触类旁通，说：“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相信“鱼之乐”是有内在原因的。庄子的人生观承起自然天道观，对人生的痛苦体验，使得庄子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美感正好可以充实他的生存体验形成的空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发端于自然审美，由自然美过渡到生存美，进而思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化的人道哲学。天道、自然和人事的不同之处，是庄子的人生之乐和他的虚无境界哲学的活水源头。庄子视鱼犹得“道”之人，水犹道体。鱼们无贪欲、无纷争、无私藏，恬淡纯朴，得水见性，自足自造，“是谓反其真”；无智，相处如忘我，无思无虑等等，几乎吻合于庄子的随俗浮游的世俗生活态度。鱼可以说是庄子生存美的意向的对象物，“鱼之乐”可以说全面呈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个“鱼化”的形象。 　　我们把《论语·雍》中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与孔子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合而称之为“孔颜乐处”，用以表示孔子的人生意义现。“孔颜乐处”，意味着人的伟大、道德的庄严崇高美。它包括：孔子肯定人的生存需求、社会需要、社会存在、隐忍救世、安贫乐道的使命感，不计较世俗功利、灾固于仁义至尚的道德意识，尊重主体的地位和改造社会的能动力等。一句话，可以说在人生的天平上，孔子秤量自我人生的价值所用的砝码是具有崇高美的天下之利和万世之名的社会价值，孔子说“仁者乐山”，正反映了孔子所追求的是与山的高峻美感契合的挺拔的人生和庄重的道德追求。 　　世俗生活之域是生存的第一场所，所有的人生由此遭遇，人生的第一层意义也即由此发生。世俗中的社会或个体存在的极不合理，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忧患意识、改良社会的使命感等多种社会意识。到底对世俗与人生的价值关系应当怎样看呢？ 　　首先是基本的生存欲望问题。任何人也摆脱不了世俗境遇，因为它是完整的人生的一个必经环节。孔子肯定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相似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仁之方”就是推己及人。这种通过认识自己来证会他人的方法，使孔子很自然地对人的生存欲望的共性给予“人同此心”的肯定。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对于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他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足食最为重要。《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可见，孔子认为富民、惠民、济众是基本的为政目的。所以孔子强调：“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 　　可是，世俗生活的内容又不止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孔子时代是私有制泛滥的时代，压迫、苛敛、强梁几乎是合法化手段。特别是统治者，受私有观念左右，将人与人的关系演化为赤裸裸的手段与利益关系，由此而产生了贪欲问题。此外，象功、名、利、禄、仕等，都带有私有制内容，都是社会现实决定的。孔子不愧是“圣之时者也”，他对社会存在抱着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