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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公民”与“责任公民”　———两种公民身份的澄明与较量 作者：杨畅出处：论文网时间：2013-02-23　　摘要：不同的公民个体通过自身所担负的责任和所享有的权利来确认其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而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在其立法中对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规定总是有所偏重。因而，分别形成了以责任和美德为主旋律，和以权利和个体自由为基调的两种相互对立、相互较量的公民身份传统。这两种传统的公民身份理论的追随者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各自理论的精华，并试图通过诠释和再诠释的方式寻求有益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有利于社会持续进步的模式。 关键词：权利；自由；责任；公共性；公民身份。 每一个社会，个人地位之确立都存在着“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或者“这个社会能为我做什么”的问题。不同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在其立法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有所侧重，并由此创造和产生了两种角色的公民身份：“权利公民”与“责任公民”。二者围绕权利、自由、责任、义务、自治、公共性、法治与德性等议题展开了一场历时久远的争论与较量。以霍布斯、洛克、马歇尔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强调“权利”的公民身份，与以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关注“责任”的公民身份。他们以各自的理论为据点，站在不同的时代遥相争论，前者批评后者遍布了清心寡欲和纯真傲慢，而后者则指责前者充满了薄情寡义和自私自利。时至今日，这两种公民身份理论的追随者们进退据守，以注释、改造和重构的方式持续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个体性与自由：“权利公民”内在生成的学理渊源。 “权利公民”在公民生活领域建立了公民权利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这些原则，从而实现个人自由最大化。对“权利”公民身份进行集中论述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其权利的涵义经历了自然权利、基本权利到社会权利的逐渐完善过程。这表明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的成熟化特征，即关注人的“自然权利”转向基于“福利权利”问题的考虑。尽管权利成倍地增加，公民关注的焦点仍是“我能获得些什么权利”以及“如何保护我的权利”。一些国家的宪法甚至通过“基本权利的不可克减原则”来限制国家紧急权的行使［１］。 在朝向个人自由最大化的道路上，霍布斯、洛克等为代表的契约主义理论家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找到了人人平等的根据。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分析指出，人在自然状态中的平等性赋予人一切权利，即自由，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被他人侵犯，需要与他人订立契约。同时，个人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或者好处而放弃某些权利，这些让渡出来的权利需要掌管的人，掌管者被称为国家，个人与国家订立契约，国家通过其管理机构———政府来保护个人的权利。霍布斯“把使个人自由最大化看作是开明政府的（也许是唯一）的职责”［２］。洛克明确地把“生命、自由和财产”三种权利看作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公民获得政治权利的必要基础。在其后的历史中，无数的事实证明，窒息个人自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否定了财产权，也就剥夺了人们生存的动力和能力。关于财产权的性质和地位，洛克及其后的追随者认为，“第一，财产权与人身自由权是个人权利的原初形态和基础；第二，公民与政府以契约的方式，自愿联合起来组成国家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因而政府的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财产，以弥补自然状态的不足”［３］。 权利的个体性是自然权利时期的首要特征，它表明公民地位的获得并不必然要放弃对其私人利益的追求。由于私人利益在私人领域就可以获得，因而公民对公共领域的事务以及对其他人都不存在明确的义务。权利意味着自由，法国１７９３年宪法第６条的描述十分简明扼要：“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４］。“权利公民”为了确保个人自由不被干涉，因而对国家权力的范围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即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只有纳税和偶尔服兵役，这也是为了换取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因而，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都强调了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密尔认为，“拥有一种权利，即是‘拥有某种社会应当保护我所拥有的某种东西’”。洛克则认为，“天赋的人权比任何政府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大”［５］。由此，洛克将国家的作用归结为公民的“守夜人”；密尔则由对自由性质的分析得出：自由是获得个人幸福、推动社会进步以及通向真理的道路。 然而，随着经济的变迁，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自然权利理论遭遇了最根本的矛盾，即经济不平等。马歇尔认为，这种结果的不均等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部分个体自由、自尊的人格身份遭遇到不平等的对待，因而，在承认个体差异性的前提下，纳入社会权利，以福利的方式使权利理念在实践中成为一种“普遍性原则”。马歇尔希冀建构一种“福利国家”的模式来确保公民的个体性地位。他认为，“福利权利有利于减少因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平等而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