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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死亡与人生 (1900字.2014,6,27读之） 　　 　　 我很高兴应邀在这里做一次学术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死亡与人生”。主要讲五个问题：（1）生死两橛与生死一如；（2）死亡与人生的远程筹划；（3）死亡与人生的价值评估；（4）死亡与人生的天地境界；（5）死亡与人生的运行节奏。 　　 　　 一、生死两橛与生死一如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生死两橛与生死一如”。 　　 讲死亡问题，首先面临的是生死关系问题。在生死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生死两橛，主张生死两分，把生死视为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生死一如，强调生死的一体两面，认为离开了死亡，我们便不可能正确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人生，我们讲死亡，其目的全在于讲人生。我们是主张和强调第二种观点的。而且，我们还认为只有破除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持守生死两橛的观点，死亡的人学意义就不可能充分开掘出来，死亡文化或死亡哲学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人们之所以将生死对置起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简单地将死亡理解成一个自然事件。而对作为“自然事件”的死亡又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传统的理解，这就是“心脏死亡”；认为一个人只要心脏跳动，他就活着，他就还是个人；如果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就失去了生命，而不再是一个活人了。但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主张和提倡“脑死亡”。脑死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毛拉赫（Mollaret）提出来的，其中心观点在于：脑死亡等于人的机体“整个死亡”。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脑死亡了，他作为一个人事实上也就死亡了。这种说法，与我们关于人的传统定义也是吻合的。因为我们将人理解成“理性的动物”。如果一个人的脑死亡了，他就不再可能开展任何类型的理性活动，从而他也就不再作为一个“理性动物”而活动了，而只是作为一个“动物”而活动。事实上，随着人的脑死亡，不仅人的理性活动会随之停止，而且人的感觉活动也会随之停止，甚至人的动物式的活动也会随之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甚至连一个动物也不是了，因为他往往比一个“植物人”还“植物人”。“脑死亡”这个概念是1959年提出来的。9年以后，即1968年，哈佛大学不仅进一步明确界定了脑死亡概念，而且还制定了人类第一个脑死亡标准——哈佛标准。现在，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哈佛标准。我们国家也是其中之一。[①]这样一来，就引生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人在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之前为生，在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之后为死。生死问题因此就成了两个截然二分的问题。如果有什么关联的话，也只有一种时间在先和时间在后的关联。第二个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死亡问题的人学意义也就从当事人转移到了他人或后人身上，转换成了临终关怀和殡葬问题：在心脏死亡的情况下，死亡问题就直接转换成了殡葬问题，而在脑死亡的情况下，死亡问题便转换成了临终关怀问题。 　　 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死亡问题，并不简单地将死亡理解成自然事件，简单地将死亡理解成心脏死亡或脑死亡。从而，我今天做这个讲演，也并不是希望同学们毕业后，都去做从事临终关怀的护理人员，或从事殡葬行当的殡葬人员。当然，如果你们中有人愿意做，我也不会反对。我今天是从人生设计的角度，从自我筹划、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角度来谈死亡问题的，是从人生观的角度和高度来谈死亡问题的。从表面上看，我谈的是死亡问题，从实质上看，我谈的却是人生问题。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明确反对生死二分的观点，鲜明提出和强调生死一如的观点。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人讳谈“死”字。诸葛亮的《出师表》的第一句话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句话是个事实判断，比较贴近史实。184年，刘备桃园三结义，开始起事。与当时参与镇压黄巾军的群雄不同，刘备作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一开始就有匡复汉室的雄心。这一点曾被曹操看破。《三国演义》第21回“煮酒论英雄”就讲了这个事情。曹操在与刘备讨论“当世英雄”时，指着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并且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但刘备后来虽然联吴抗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收复荆州四郡，之后又智取益州，领益州牧，进位汉中王，并于公元221年称帝，但他却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一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相对于魏吴，“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由此看来，说刘备“创业未半”并非在贬损刘备，而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问题在于，诸葛亮并未直说刘备于在公元223年死于白帝城，而是用了“中道崩殂”四个字。但诸葛亮在这里也是因袭传统、恪守传统。因为按照《礼记》的规定：诸侯死被称作薨，天子死被称作崩。刘备既然称帝，将他的死称作崩也就名正言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