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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阅读材料二 优美门风：家训文本与精神传承 “门风优美”的中古世家 　　东晋名相谢安经常召集族中子弟谈天论地，内容多与文学有关。这看上去似乎只是文士雅集，实则不然。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们《诗经》中哪一句最好，侄子谢玄认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不是谢安心目中的理想答案。在谢安看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意境深远，才应是从政者追求的“雅”。短短的一番对谈，看似讨论古书，实为以此教育子弟不应以个人情感为先，而应以天下大计为怀。 　　中古时期的世家常有谢安式的教育方式，世代相承的道德教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底色，因而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赞为“门风优美”。他们并非对家族后代进行刻板说教，而是在谈论学术文艺时蕴道德礼义于其中。除去这种“言传”，更多时候他们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子弟行为礼仪的培养，以及自身对行为规范的遵守来进行“身教”。重视践行的“身教”与注重学习领悟的“言传”相结合，让家风这一文化基因得以顺利完成代际传承。 　　古人对家风的重视，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体认有关。《周易》的《序卦》篇中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先秦时代的古人看来，先确立家内秩序，才能建立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维护家内之礼，才能拥有正常的社会秩序。《礼记·大学》篇中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人不但强调家族社会地位的稳固，也重视良好家风的维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 　　据记载，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就是一位注重家庭教育的家长。在家中，包括司马懿在内的几个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司马防不召唤他们，儿子们便不敢随意去见父亲；见面时，如果没有允许他们入座，便不敢坐下；司马防不向儿子们提问，他们也不能随便说话。司马氏父子之间完全按照礼仪相处，秩序井然。这看上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却是在汉末乱世时对传统礼仪的一种坚守。虽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已经成了当时社会与政坛上屡见不鲜的丑闻，但在司马防家中，仍能保持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这就是家风的影响力——不随时而变，靠治家者的自觉，维护他所认同的价值。 　　作为社会的细胞，在整个社会处于恶劣条件下时，家庭承担起了守护价值观的责任；当社会能够良性发展时，家庭也为道德礼义的实践提供了第一个场所，孩童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就在家风的熏陶下，对应遵守的秩序进行体认、模仿与自觉维护，“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表现。 “家规家训”的文本传承 　　家风既然如此重要，家训文本也就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明清，以《孔子家语》《颜氏家训》和《朱子治家格言》为代表的家训作品一直都在流传，为子孙留下文本形式的训诫也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教育继承人如何做好皇帝而编写了《帝范》。就连战败后一病不起的刘备都在遗诏中特别关心了刘禅的教育问题，不但嘱咐他要看什么书，还训导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类书籍能够完整体现家庭教育中的主要思路，不像言传身教那样零散而无体系，同时由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本，故而能够历经岁月而不致出现减损。然而多数家训文本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讲授为主，较之生动活泼的言传身教，未免显得有些格式化、教条化。不过，也有保留了文化趣味的作品，那就是颜之推所作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后期至隋朝，《颜氏家训》也成书于隋。颜之推本人几经丧乱，其自称“三为亡国之人”。他写作《颜氏家训》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孙礼仪、道德与学术、文化，保持其门风、传承其家学，故而书中不仅涉及立身处世之道，而且还对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学、经学、史学与音韵训诂之学等多有介绍，可称一部家教的百科全书。颜氏后人也没有辜负这位煞费苦心创作家训的先祖，他们各以其突出的品德与才学闻名于世，著名者就有唐代的学者颜师古、书法家颜勤礼与颜真卿，其中尤以道德操守与个人才学都令后人景仰的颜真卿为最。 　　颜之推自己是当时知名的文人学者，他在写作家训时尽量避免仅仅以教条训诫子孙，而是通过举例来说明道理。比如在《风操》篇中，他对取名拟字的原则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就没有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古人为例，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西汉时代的文人司马相如因为钦佩战国时代的赵国名臣蔺相如，故而为自己取名“相如”；三国时代的大臣顾雍因为崇拜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也为自己取名为“雍”，这些都是表达了对贤人的崇敬，所谓“见贤思齐”，所以才为自己起了一样的名字。同时，他对一些人囫囵吞枣，将前人的姓和名都编入自己的名字之中表示鄙视，认为这完全是附庸风雅，有违取名的本来原则——比如东汉的许暹字“颜回”，梁朝的庾晏婴。 　　取名拟字，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期望，或是取名者的一种道德向往与追求，在讲求典雅的文化家族，这是一种体现品位的行为。颜之推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