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晋商与茶文化.doc

晚清晋商与茶文化 李三谋 张卫 　　 一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明清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自清代以后，又大规模踏入国际市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经营茶叶成了晋商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前中期，产茶较多的是闽、浙、皖、赣等地方，尤其是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广，制茶活动相当普遍。“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注：衷于：《茶市杂咏》，见林复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为了保证有充足而稳定的货源供应，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品味优良，山西商人曾在福建省的武夷山区或称乌龙茶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近似于包买的形式控制了一些茶厂（作坊），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技术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制茶作坊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到道光时期，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注：道光《蒲圻县志》卷4，风俗。），成了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来湖北，正式立业，重开局面，再展身手。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茶业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乃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晋商从清初以来一直是经销福建花茶、粗茶和安徽朱兰茶的，也贩运一些湖南安化黑茶。可是到咸丰三年(1853)以后，旧的贸易格局或市场局面受到了冲击，去往福建等处的商道因太平天国革命之故而受阻，货源中断，晋商被困，福建茶农茶厂茶行也颇受损失。本来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福州通商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到此时，茶贸形势则更为不利了。史称：“（福建）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清）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四月纪事。）。正在这政局动荡、商务维艰的时候，山西商人于湖北发现了适宜生产和发展茶叶的大面积土壤，有似狭路逢生，于是便产生了新辟茶源的思想。即他们在运货途中、逐渐感到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地方，雨量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栽植茶树之佳壤。并且，地理位置好，处于江汉平原之东，交通较为方便。可以在此开辟一个产、运、销一体化的茶叶经济基地。计划一定，便马上去实施。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以多山之故，茶产自属相宜。其起源虽不可考，但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法”（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当地民风纯朴，喜交四方之人。土民与外来晋商联手开办茶山、茶园，共建新的“生业”。勇于奋进的山西商人，曾通过自己长期经营茶叶的机会，较系统地掌握了许多有关茶叶的生产及其加工知识，进而又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这里的农民。使得崇阳人和蒲圻羊楼峒人逐渐学会了坑种法、育苗移载法、茶花间作法和压条法等。更学会了炒青、蒸青等加工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红茶，也有少数绿茶。其新茶种逐渐传播到通山、咸宁等地。有关培育和加工技术也随之在鄂东南地区推广、普及，形成了较大范围的产茶热潮。在晋商的鼓动和茶利的诱使下，每到春天茶芽初发，乡间农人竞相力务红茶，摘之、踩之、焙之，忙得不可开交。史料记载，崇阳、咸宁山区百姓，皆以茶为业，“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如雷、汗如雨”（注：同治《崇阳县志》卷3，物产。），人称当地务茶的园户多，而栽禾的田户少，产茶业可谓兴盛。　　蒲圻、崇阳等各县地方，在咸丰、同治时期，按照山西商人的指导，已能够制作上好的青茶。先由妇女儿童在谷雨前摘取嫩芽，而后使其干枯、压卷，继之将茶叶洗净，入锅微熏微炒（稍喷水），出锅后用簸箕盛做一堆，用手使劲揉搓，去其苦水。再炒再揉，然后用柴火或炭火焙干。除了制作青茶之外，这一带制作最多、最普遍的乃是红茶。红茶的加工技术最早是由广东商人在道光末年从其故乡传入湖南安化的，接着山西商人又将之传播到鄂东南以至鄂北。蒲、崇等县乡之民依其指授而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