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docVIP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二是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和受到应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今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积以时日，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卷28，中华书局，1975年。 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载《新建设》1950年第11期。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自序。 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载1964年《地理集刊》第7号) 、盛叙功《历史地理刍议》(《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 、尹国蔚 《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求是》1993年第7期。 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 [11] 马正林《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地理》第9辑。 [12] 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陈国生《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13]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14] 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