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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本土所固有的文化学说相融合，特别是融入大量的道家思想中的一些相近因素之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学”。佛学认为，最高境界即是“涅槃”，“空寂”，《心地观经》里说：“独处凝然空寂舍，身心不动如须弥”，正是这种空寂的佛学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当时士大夫的意识领域，并逐步渗透进入了他们的审美观念与创作之中。正如元好问所说：“禅是诗家切玉刀”，苏轼也在《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中写道：“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则参禅。”这足以说明苏轼也是以参禅的态度来谈诗的。然而就是在如此众多的以“佛学”为宗的创作诗人之中，盛唐诗人王维唯以其心灵深处的梵音脱颖而出，为我们唱出了一首首“冲淡”、“空灵”的佛歌。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成长于中级官僚世家。打小就聪慧过人，不仅能诗，而且精通音律书画，二十一岁的时候考取了进士，后来因为伶人舞黄狮子一案，被罢免。直至张九龄出任宰相以后，才得其提拔，再次出仕，任右拾遗等职。可是世事多舛，张九龄不幸被奸人所害，遭罢官，王维的仕途也就跟着再一次下滑。消极的情绪就是在此时慢慢滋生开来，大约在其四十岁起，他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倒也怡然自得，“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并吃斋奉佛，故几年之后，理所当然地变成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教徒了。 此外，王维当时正处于在盛唐时期，南禅宗在那个时期已确立起了核心地位，成为了禅宗的统领，所以，王维与禅的关系自然和南禅宗的迅速发展是有很大关联的。再加上其母“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村，志求宁静”，在这位温柔敦厚、喜诵经奉佛的母亲的影响下，禅宗思想从小便滋养着王维早慧的心灵。　 王维的很多山水诗显得是那样的心理平和，境界清幽，更令世人称赞的是冲淡之中透着浓浓的禅味，至此，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和王维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诗选家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中就指出：“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王维的诗词被淡淡的佛光笼罩着，若隐若现，正因如此，他被冠上了“诗佛”的头衔。王维尤以其清幽淡远、空寂超旷的山水诗被传颂千古至今，在唐诗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熠熠生辉，这与其山水诗追求写意，追求韵味与情感的最好融合是分不开的。他的山水诗着实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妙之处，又不乏“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无穷趣味。难怪历代理论家们都对他推崇备至。例如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就说“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谁能之？”王维对中国的山水诗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山水诗到他手里才有了质的飞跃。究其山水诗的成就之高之独特，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禅学理念被他幻化为诗歌创作指导思想，参禅悟道的某些方式被他引进诗歌创作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其以禅理禅趣入诗，空灵流动的诗歌意境才得以充分地彰显。 禅学认为，“万法尽在自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只要能够进入到“明心见性”的境地，一念觉悟到自我心性的空寂和清净便是佛。这正是笃信佛教的王维一生虔诚追求的最高境界，故以禅为宗的审美意趣及由此而形成的山水诗中的禅趣，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诗歌中的亮点。 空灵之境 在王维山水诗中常常出现“空”。那么“空”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就独独“空”字而论，禅宗认为有三个层次：第一层：“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第二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张节末先生在《禅宗美学》解释说：“第一境界‘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举目所见无非是铺满了落叶的空山，或是路为树叶所掩，或是根本就没有路，总之，山空的直观宣告了此处没有人，没有人也即没有佛，因此‘何处寻行迹’是有所执著之人所发出的一个不当之问；第二境‘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山空而没有人，虽然佛尚未寻到（也寻不到），但‘水流花开’却是一个生动的直观，它是一个无欲非人的声色之境，水正流，花正开，非静心谛听谛视无以观，观者正可以藉此境以悟心，喻示了对我执法执已经有所破除的消息；第三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前一句是永恒，后一句是刹那，刹那间（‘一朝’）的风月是一个直观，喻示时空被勘破，禅者于刹那间顿悟永恒的意义。在这三境中，空不光是讲空间，而且还透过空来看时间”。张先生的阐释是非常精辟到位的。纵观王维山水诗中的“空”，主要是体现在后两个境界上。先看王维的这首《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2](p.120) 在此诗中作者描写了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江面很是波澜壮阔，从而让人产生错觉，仿佛天地外面流动着的依然是汉江的水，在波涛滚滚的汉江掩映之下的山色显得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