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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论文,财政税收论文论文,论文 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 ,即是明显例证。同时,由于40%的逾期贷款包袱越背越重,银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内扩张信用。1994年上半年各项存款大幅度上升也是明显例证。 　　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金融体改要转换机制、实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因全行业统算竟无自有资本金并且超额负债而势难成立,唯有在划分职能之际将逾期贷款和亏损重负甩给政策性银行由国家财政背起来,才可能做到让银行有正常经营利润。但甩给财政的包袱势必恶化财政亏损局面,转而演化为新增内债,仍会扩张长期信用。 [NextPage] 　　一般而言,当信用膨胀到临界点,必然发生信用崩溃。上一轮“三角债”的恶梦淫威犹在,新一轮连锁负债重又发生,这即是信用崩溃的表现之一。 　　本次经济危机与政府对应之策的其他性状特征与上次类似。例如高涨期的投资消费双膨胀与危机期的紧缩银根,控制物价等。只是此次压缩基建会相对影响几千万进城民工的就业,社会犯罪问题必然日益突出,且由于基数巨大而防不胜防。 　　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从而,以人民公社体制做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于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于是渐次开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于是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造就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二.　中国的四次危机异同分析 　　四次危机的周期阶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确划分的。但四次危机发生的周期时间却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1960--第二次1978(18年)--第三次1988年(10年)--第四次1994年(8年)。今后的危机周期在阶段性上可能更加难于明确划分,高涨与危机同步,或复苏与高涨同年；而且周期的时间距离会更短。尤其当非国有(国营)经济渐渐成为主要经济成份,国家垄断金融、外贸和计划控制要素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中国经济将可能较少出现以往那种损失惨重的明显的大规模滞涨型危机。 　　改革前中国处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间发生的两次危机基本一样：工业扩张、投资膨胀的同时农业供给下降；其后是财政赤字导致分配不足,新增生产能力下降引发就业问题……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费都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因此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并不明显。 　　改革后的两次危机则显然与前两次迥异。一是危机形成于投资消费双膨胀造成的通货膨胀。二是对应危机所采用的行政计划手段与改革后的经济结构不适应,过度紧缩往往造成国有企业的生产停滞,反过来再作用于政府财政,形成恶性循环。三是随着市场化的民营经济逐渐成长和海外资本的大量涌入,政府毕竟已开始尝试着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在国有资产瓜分狂潮和随之而来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动荡大体就序之后,一个理智的政府将有可能在对以往危机教训的认识中建立起“学习机制”,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起大落地搬动经济杠杆,变幼稚无度为稳健干预。 　　此外还应看到,一方面近年来国际剩余资本对缓解中国资金供给趋紧、市场利率过高的矛盾有愈益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并轨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国际性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的两次危机与同期美国的经济波动做对比分析,会看到某种程度的相似和相关。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政府为了刺激美国经济采取高利率政策,使得海外资本大量涌入美国,造成短暂的虚假繁荣,背后却是企业不堪高利率重负,工业资本出逃,就业水平下降,外国商品包括中国货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迅速地高比例占领美国市场,最终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利率,又使得金融资本出逃,带累不动产业危机。共和党两任总统在利率上的跳跃式调整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不得不让位于民主党。克林顿新的利率政策显然比两位前任稳健得多：利率水平介乎于里根和布什之间可以认为,这是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内在原因。　 　　三.　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比较分析 　　 [NextPage] 　　中国与前苏、东诸国在国家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之所在,即是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入手,对国家以人民公社名义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再分配为以农户承包为形式的小额劳动者资本,创造了以大量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进行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而城市改革从“利改税”入手作为第一步,恰恰让各部门根据实际占有的资产和既往收益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