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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律与人情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市场、法律与人情 能回答，但也不能轻易泯除其中差别。即使会馆公所经常由“同乡”商人捐款成立，即使捐款商人总是以“联乡谊、祀神祗、办善举”名义向政府申请立案，[57]但是，这些都绝非是保证会馆公所得到商人支持的主要因素。商人团体结社发起人的信用声望与持续努力，以及组织章程是否能得到商人信任与支持，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由不少会馆公所的辛苦成立过程，可清楚说明此点。 许多会馆公所在创建时的募款过程，都是备极辛苦。[58]以金华府商人在阊门外捐建的“金华会馆”为例，商人在乾隆九年(1744)发起捐款，“佥谋建馆，乃捐拓橐囊、权子母”，但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才有能力“卜宅于（阊门）南濠”，次年才有自己的专属建筑物。[59]杭州府绸缎商人合建的“钱江会馆”，由乾隆廿三年(1758)“始创积金之议”，到乾隆卅年(1765)建成，也以七年时间才募款得成。[60]而这些仍只是募款成功的例子，清代苏州其实仍有不少商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未能创成会馆公所。[61]同时，即是曾经创成一座会馆公所，也不保证可以持续维持，“豆米公所”是一例，[62]“锦文公所”也是一例。[63] 会馆公所经费来自商人捐助，但商人并无义务定期捐款。会馆公所产生的“董事、值年、值月”组织规章以及向官府呈请“立案”法律制度，都具有对捐款商人表示捐款与“公产”安全的作用。在这种“募款—捐款”相对关系中，“人情”早已超越了“异乡骨肉”的同乡关系意含，而成为一套维持凝捐款商人的信任机制。有些会馆公所在此方面运作相当成功，如“全晋会馆”商人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即曾自豪地说：“人咸乐为捐输……自乾隆壬午（廿七，1762）岁始，每年所捐若干，每商所捐若干，至今十有六载以来，捐输弗绝”。[64]有些会馆公所则经营不佳，必须重新改组。[65] 会馆公所推选“董事、司年、值月”管理契据和公积金，带有“委托经理”的性质，定期公布收支帐目，是最起码的职务，因为这是有助凝助捐款商人“人情”的必要工作。“徽郡会馆”在乾隆年间公布一份捐款收支账册，公布册籍的同时，该商人团体董事即强调：恐怕“人心不一，好为讥评”，所以“急将已收、未收，注疏详明，与支存开载明白。使群疑释而物论已……庶已捐者心平，而未捐者又欢欣乐输也”。[66]要同时使已捐款商人“心平”、未捐款商人“欢欣乐输”，善用“人情”是会馆公所董事必要的工作。如何增加“人情”中有利于商人团体持续运作的正面“人情”作用？一些会馆公所也有更进一步的发明，将收支帐册刊印成《征信录》公布给所有捐款商人知晓，即是其中一种。道光廿三年（1843），“七襄公局”即将“每年收支各数，造具征信录”。[67] 大致说来，会馆公所运作是否成功，还是要靠组织规章如何产生有效的公信力，以及董事司年司月的个人威望、能力与热诚。这里面的“人情”，主要涉及商人团体持续提供交易服务背后的“信任机制”，而不再是一般的“异乡骨肉”与“乡音方语，一时霭然而入于耳。尝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同乡关系”在会馆公所的具体运用与发展，是明清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重要表现。 （三）由“交易服务”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以明清时代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苏州商人团体为例，本文一方面区分不同商人团体类型的演变与特征，一方面则强调了部份会馆公所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交易服务的重要性。同时，本文也由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人情信用机制三个不同层面，分析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苏州会馆公所如何成为一种足以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创新。 总结来看，明清苏州会馆公所商人团体的成立与发展，其实为当地商人经商提供了种种足以降低交易成本的“交易服务”，形成了某种市场制度的变迁与创新；这些市场制度的变迁，一方面来自明清整体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充与成长，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市场经济发展和明清“法律”与“人情”因素变化的共同产物，其中包含了商人团体向地方政府申请“立案”法律规范的演进，也包括了以“人情”为名的信任机制如何使商人愿意持续捐款支持会馆公所。 当市场交易愈益频繁，衍生的交易成本问题愈益复杂，价格机制的顺利运作也面临更多困难，连带降低了对资源、人力和技术的运用效率。有学者强调：“习俗道德”与“产销组织”的作用，固然都能降低交易成本，但却不若一套运作有效的法律规范以及支撑法律规范实行的司法制度来得更有效率。[68]以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英国经济发展经验看，政府政策与法令对有利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具有很大贡献。[69]直至清末，中国才由商战思潮明显开启了政府试图主动提升国民财富的新式财经政策，一系列民商法典也逐步制订或颁行，使财产权的界定移转以及有利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制度运作，获得较大、较快的改善空间，既能便利市场交易适应更为复杂的经济活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