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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经济学的起源和方法论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法与经济学的起源和方法论 三、法与经济学的方法论 （1）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经济学是从个人出发，“经济学家总是个人主义者”。经济学家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包括组织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个人行为分析的角度上——由个人到组织。 （2） 理性选择 首先，个体决策者被假定为他们的满意程度、成本收益以及他们所试图寻找的目标函数的理性最大化者，理性选择是法与经济学的理论中的一个根本依据。“如果人们不是按照他们可以预见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通过法律和激励来治理的社会就会无法维持。”实际上，这种假定充实了人们关于对变化中的行为进行相应的预言的假说。其次，小概率事件——这主要来自心理学研究的启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偏重于小概率事件，而且倾向稳定概率的事件，这是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的期望理论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再次，为了便于分析，经济学假定在一段时间内偏好是稳定的。 （3）稳定偏好 事实上，一个人一生中的偏好不可能从一出生开始，或者按照某种生理需要被给定，他们可能在青年时期或者一生中的其他时期逐渐形成，或发生改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历了青年时期后，在以后的生活中，一个人的偏好变化时非常缓慢的。所以，为了便于分析，经济学假定在一段时间内偏好是稳定的。 （4）均衡 均衡分析是重要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经济学分析某个人的行为时，最后总是要落实到某种均衡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某个个人的所无法改变的或不愿意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均衡。 但是，以上关于法与经济学的方法论遭到了不同学术背景学者的尖锐批评。虽然一些主要的我在上文已经做了一些说明，在这里在作些适当的补充，首先就是财富最大化的批评，财富最大化对于法与经济学来说体现的是“酸葡萄心理”，它表明偏好稳定和财富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埃尔斯特），同时，德沃金（1980）认为，适用财富最大化的假定就好比“草地会越来越绿”，这既没有估计财富的转移，有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正义。同时，最大化行为假定是基于欲望和机会都是在独立给定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相反的事实是，欲望受机会的影响（克尔克梅斯特）。此外，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松斯泰恩也认为，单一的运用财富最大化的假定没有体现主体的禀赋效应，比如，财富是自身拥有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在分析社会财富时，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在有关方法论的批评上，另一个主要的焦点集中在行为理论的批评上，人类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法与经济学过于关注可度量的变量，而不重视影响人们行为的其他变量，比如热情、同情心等等。正是这些因素才对社会福利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我国极为法学理论家的研究，特别是贺卫东、朱苏力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波斯纳在面对德沃金等人的对最大化的批评上已经有了妥协，部分放弃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立场。但是，我想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法与经济学并没有放弃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立场，而是通过研究的转向来回应方法论上的批评。一个 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对非市场行为的研究转向对社会规范的研究。 法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 建构性体系、市场、规范和法律体系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莱西格）。他认为，人类行为收支与四种类型的约束机制，法律仅仅是这些约束规制之一。在传统观念看来，法律以某种恰当的是方式引导人们的行为，如果法律所规定的秩序不能得到遵守，那么法律在事后就会进行惩罚和制裁。然而，社会规范同样具有规制人类行为的作用。他们可以说是次优的约束。社会规范约束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但不是通过集中式的国家强制或者法律制裁，此外，社会规范在很多场合是通过社区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 同时，莱西格认为，市场和建构性体系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规制和约束作用的，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施约束的，比如一个工人必须养家糊口，但是必须在他个人能力的限制下来选择职业。许多市场约束是通过产权和契约进行安排的，而不是法律，塔科技生在法律和社会规范之上。比如，我们买不到友谊，但是我们可以买到雇工，买不到友谊是因为社会规范的作用，买到雇工是受法律的约束。同时，“建构性体系”本身也具有约束作用，建构性体系就是我们所目睹的事物现状。 莱西格在讨论社会规范时使用的两张图，（p171）。莱西格认为，法与经济学如果不能有机的整合这四类不同类型的社会约束，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拙劣的管制，对现实世界的迟钝反应，越来越鲁莽和笨拙的政府干预以及弄巧成拙和适得其反的社会预期。 巴苏认为，应该从经济学上重新处理社会规范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中游三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1） 理性限制规范 理性限制规范是指组织人们选择某种特定行动的规范，不论这种行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