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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NGO的角色定位①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浅论我国NGO的角色定位① 三、我国ngo的角色错位 目标的明确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一目标的坦途，从认识到实践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尽管ngo的潜在作用和社会效应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讨，但总体上，我国ngo的发展在还处于启蒙状态，其价值实现与角色转变正面临着制度与观念、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困境： 其一，对ngo管理途径的失范。法治社会要求一切组织的行为与活动都必须是有法可依。ngo的存在与发展同样需要宽松的发展空间和严格的制度约束。然而我国的事实情况却是，政府关于ngo治理对策的相对错位以及由此导致了ngo的发展困境。目前，中国ngo注册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前来登记的ngo必须有一个政府的业务主管单位为其向民政部门担保，而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愿意做担保，结果很多ngo被迫选择工商注册的形式，甚至一些ngo根本就没有法律注册。最典型的例子是，目前在我国社会问题治理中贡献颇为突出的草根ngo（即完全自发独立的民间组织），如果依据相关法规还只能纳入“非法组织”的行列。 可见，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并未给ngo的发展和政府带来好处，反而造成了大量隐性状态和“非法状态”的ngo的存在。《财经》杂志就曾披露：“中国不登记的ngo数量要远远大于注册了的ngo”，这对于政府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尽管ngo的注册难上加难，但一个ngo一旦登记成立，政府便任其“自生自灭”了。除了统一的“年检”之外，对ngo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社会评估机制和督导机制，在现行的法规和政策上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这使得整个ngo体系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不利于公益组织的发展。 其二，ngo自身的制度缺失。在我国，很多从政府分离出来的ngo缺乏在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能力，而一些新成立的ngo又缺乏完善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缺乏产出质量与数量的评估机制。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ngo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与公共部门相似，既不像商业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又与最终社会效果之间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同时，ngo所提供的服务往往又具有间接性，即服务的购买者往往不是最终的消费者，如家长很难判断幼儿园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简言之，产出的无形性、滞后性和服务的间接性导致相关信息获取的困难，因而无法对其数量尤其是品质进行准确的评估，其结果必然是难以对自身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管理与改革。另一方面，ngo内部存在监督主体缺位的现象。ngo应具备多样化的监督主体，其中捐助者和服务对象无疑是最重要的监督角色。目前捐助者的监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动力不足和监督主体缺失：即小额捐助者缺乏监督的动力，大额度捐助者则往往忙于己务而无暇顾及，还有的捐助以遗嘱的形式出现，存在着监督主体“自然缺失”等情况。此外，由于ngo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其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监督作用更加难以有效发挥。 其三，ngo组织独立性的缺乏。理论上，ngo在决策和活动方面都应是自主的，但实际上在我国，这种自主性往往是非常有限的。我国大部分ngo都陷于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严重缺乏资金、人才，因而无法实现自治；另一方面，这种资源的匮乏又与其筹款、组织、活动能力等局限形成恶性循环。而这些从根本上来说，是与我国ngo的独立性不足密切相关的。中国有相当一部分ngo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是由各级党政机构直接创办的，或者本身就是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的，有些则是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创办的。这些组织不仅在资金来源上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和补贴经费，而且其负责人也多为政府的前任官员。因此，它在观念、组织职能、活动方式、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变相地行使着政府的职能。 其四，社会自治观念的薄弱。在中国，ngo是一个外来事物。西方ngo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意识、观念和精神等，而在中国则缺少相似的文化背景。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社会中原有的公益观念也变得模糊，这使得ngo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和社会公信严重不足。这种观念上的阻碍是无形的，却往往是最根本和最难以逾越的。一方面，政府对于ngo的作用没有完全认识到，从而不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另一方面，社会对ngo缺乏信任。这一切都成为我国ngo发展中的无形的障碍。 四、我国ngo发展路径的构建 困境总是蕴藏着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机遇。作为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又一轮重大改革，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