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戏剧功能观评析.doc

李渔“劝惩与娱乐并重，道学与风流合一” 的戏剧功能观评析 胡明宝 （桂林航天高专 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李渔十分重视戏剧的功能，他在继承前人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戏剧的功能，提出了“劝善惩恶，有裨风教”、“舒郁解愠，自娱娱人”、“重机趣，道学与风流合一”等一系列主张。他的戏剧功能观历来的学者褒贬不一，但作为深谙戏剧艺术三昧的理论家，他的戏剧的功能观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仍有可借鉴之处。因此，对李渔的戏剧的功能观进行重新评价，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其理论价值。 关键词：李渔 戏剧功能观 戏剧理论 戏剧，作为一种有意味的文艺体裁，在人们精神领域里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真正优秀的作品其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也是多方面的。诚如恩格斯在论及法国民间故事书的功能和作用时说的那样，她不仅使人“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而且还像“圣经一样培养他（引者按，指读者）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因此，千百年来，历代的戏剧家、理论家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李渔（1611——1680），在其戏剧理论专著《闲情偶寄》[2]和其它著作中，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创造性发挥。他的某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李渔的戏剧“结构”论、“人物”论予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而对他的戏剧社会功能论却很少有人提及。有的论者简单地否定，有的干脆斥之为“腐朽、落后”、“毫无可取”之处。笔者认为，李渔的戏剧社会功能论虽不及他的“结构”论、“人物”论那样先进、精辟，但其中的某些观点仍有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的因素。有感于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李渔的戏剧功能论进行评析。 一、“劝善惩恶”，“有裨风教” 李渔在《闲情偶寄˙凡例》中说：“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这既是他撰写该书的宗旨，又是他进行戏剧创作和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李渔始终一贯地把劝惩作为他的“立言之本”，因而在“凡例”中还鲜明 提出了所谓的“四期三戒”。由其中的“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可知，李渔的确是把“劝惩”、“正心”、“正俗”作为戏剧的重要功能之一的。他认为，社会“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因此，他无论是编剧、演剧，抑或是从事理论著述，根本意图在于“正心”“正俗”。“正心者”即是他所谓的以戏剧“代木铎”，利用戏剧舞台来劝善惩恶、感化观众。于是，劝善惩恶便成了他戏剧功能论的核心。李渔在《词曲部˙戒讽刺》中说： 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字，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 李氏不仅道出了戏剧的基本职能是“劝善”、“诫恶”，而且还从戏剧艺术特征的角度入手，阐明了戏剧的劝诫作用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直接性、广泛性。所谓“借优人说法”，指的是戏剧通过演员的舞台表演，现身说法使亲临其境的观众，直接受到善的感化或恶的惩诫；所谓“与大众齐听”，说的是剧场里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对演员通俗的唱词、宾白能听懂，这比诗、文更易于接受，故而戏剧的劝诫教化作用更普遍、更广泛，也更有效。因此他认为戏剧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李氏赋予戏剧如此神圣而又艰重的使命，这是与他戏剧家的职业责任感和理论家的使命感密切相关的。 与劝善惩恶的思想密切相联，李渔进一步提出了戏剧要“有裨风教”的主张。他在为好友的剧作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然卜其（按：指传奇）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3] 李氏将“情”、“文”、“有裨风教”三者相提并论，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戏剧是否优劣、能否传世的三个重要标准，足见他对戏剧教化作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李渔的上述理论思想有着复杂、丰富的内涵，也有历史的渊源以及时代和个人的思想根源。他重视戏剧的劝惩、教化功能，这无疑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和宋元以来戏曲理论中“教化”中心的传统。但是，李渔的“善”是指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规范相符合的“忠孝节义”之类的善行，他所谓的“恶”，是与“忠孝节义”之类的善行相对立的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之举。因而这种善恶观是落后的。李渔是一个思想复杂、经历曲折的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在其世界观、思想上，与封建时代的一般文人有着很多的不同。一方面，李渔虽然一生坎坷曲折，没有当官为宦，但就其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