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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香港经济史第一财经日报唐涯 2015-04-30香港也确实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1065平方公里的狭长半岛，一共700万常住人口，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一)平民的香港这些日子以来，身边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开港股通账户了没有?”感觉大家不是在买港股，就是在买港股的路上。一时间，内地人民和香港人民同气连枝，创下了港股历史上的N多纪录。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几乎是带着“乡愁”的一个词语。发哥、星爷、Beyond、劲歌金曲、庙街、古惑仔、永远的古(龙)金(庸)江湖，还有义顺的冻奶、尚兴的螺片、陆羽茶室的南北杏猪肺汤——至今仍是我的最爱。虽然这两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难免伤了些内地民众的感情，但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我们的周星星”，也还是爱着曾陪伴我们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那些人物故事。说起来，香港也确实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1065平方公里的狭长半岛，一共700万常住人口，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香港是个平民作风浓厚的城市，有很强的商人文化传统。从中环大楼里走出的衣冠楚楚的金融才俊们，转个弯，出现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茶餐厅里，却也不乏和谐感。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即使是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吧，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天朝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南蛮之地的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些渔民和村夫。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从1842年到1898年间，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被英国租借，开始了百年的英租借地历程。19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在香港合创了汇丰银行。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埋下了种子。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流动。和绝大部分天朝管辖下的王臣不太一样，“香港人”这个概念是开埠以后才形成的。开始涌入的多是南蛮之地流落至此的渔夫乡民，难得有几个识字的，“士农工商”的礼教传统观念本就不浓厚，大家都是为果腹而来，进洋行那是最高理想，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餐饮、休闲娱乐之类)也算得体面。所以说，“香港”的市民气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为什么“个人主义”盛行之地，金融业的发展会显得更加自如和顺畅呢?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可能各藏机抒，我个人觉得，也许因为“金融”是最依赖于“信用”的行业。而“信用”体系的培育和完善，很难以集权的方式完成——集权可以指导借贷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不反映“信用”。良好的社会信用是一种均衡的状态，需要一种相对平等的制约关系——而这种制约，或许在扁平化个人化的社会中，更容易形成吧。(二)历史的翻云覆雨手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双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其实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风云际会，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发展，又得益于身处长江三角洲的天然优势，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到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中华民国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当时的北平迁往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受到日本侵略而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上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