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与文化论文.doc

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 中国民间传说以其丰富厚实、绚丽多姿耀目于华夏文化，被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尤其是史学家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纷纷从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中去爬疏钩稽，以期获得社会的“正史”来弘扬史学“实录”精神的传统。因而中华自有史官文化以来，就与民间传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民间传说在中国史官文化中被历代史学家广泛采用，但态度是谨慎持重的，有些史学家想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却又时时被它所缠绕。　　人类有了历史，就产生了历史意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积累生产、生活经验，讲述氏族祖先的来历，纪念部落英雄事迹，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将其不断地承续下来，虽然当时有简单的文字符号，但脑记口述的民间传说却是史实保留的主要方式，因此远古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　　战国初期成书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其编撰与孔子门徒有关。在春秋时期，一些原来传承在口头的历史资料相继成文，并和过去一些史实一起广泛地传承开来。当鲁国礼崩乐坏，典籍散失之时，孔子门人纷纷游说诸侯国，“或适齐楚，或入河海”。他们从太史接受《春秋》，从乐官接受口头说唱，二者结合加上游说各国所听到的民间传说，这些都为《左传》的编撰准备了丰富的史学资料，也决定了这部史书对民间传说的广泛运用。　　作为我国封建史学开创之作的《史记》，其作者的生活境遇及编撰通史体例的要求左右着该书对大量民间传说的采纳。司马迁幼年时“耕牧于河山之阳”。大约十岁到长安，博通“六艺”，涉猎各类典籍及先秦诸子、“百家杂语”等。二十岁时远游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此后侍从武帝出使过山西、甘肃、内蒙等地。约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受命出使“西南夷”，安抚和视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天汉三年（前98年），在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时，触怒武帝，被判腐刑。自此后他对社会及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将积累多年的史学文化、民间文化运用到潜心撰写的史书之中，《史记》中多处记录村野的民间传说即是例证。他在阐述其撰史原则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他在《报任安书》中再次强调了他的史学观点：“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多次声称修写历史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观点，是对民间传说史学价值的充分肯定。司马迁在清理上古史时，并非一味地去“网罗”，而是慎重地抛弃了民间传说中神奇虚幻的情节，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可信的成分。他将中国史的上限“自黄帝始”，以《五帝本纪》为全书之首，认为庄子、屈原等文人著作及《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所载的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及生活的猜想，是无稽可考，不足为信，所以他抛弃了“古未有天地之时”的说法，可见司马迁严谨慎重的历史观。他所坚持的远古民间传说欲有实物为证则为“信史”的观点一直贯穿在其修写的历史著作中，后人司马贞在为《史记》作索引后叙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太史公之书，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以旧俗风谣。”　　如果说在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家受到“神学”思想及社会发展诸多因素限制而大量采纳民间传说是主客观条件使然的话，那么近现代史学家又如何看待民间传说呢？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历史学家，对先秦古籍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的史实进行辨伪。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神话传说的辨伪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该命题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之物愈放大”，“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古史辨”派史学家正是依据此理论，剖析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不少史料，辨别出不少真实可信的历史成份。如大禹，顾颉刚先生认为他在周人心目中是最古的人。然而禹原来是神，后来逐渐变为人，又变为夏后、舜之臣子，到孔子时代才有尧舜。尧舜的翁婿关系，人们熟悉的舜禹的君臣关系那是后来才编成的。　　“古史辨”派史学家们在辨伪上古史之真伪时，所选取材料绝大部分是典籍文书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他们在对大量民间传说进行研究后得出，古史传说是神话演变分化的结果，并不反映真实的历史，但从人们的古史观念之变化中，可以看出民间传说产生时“社会制度和思想的潮流”，有助于“推翻伪史”，“明了真史”。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作为考史的途径和方法，不容抹煞。他倡导的用演进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化的民间传说，表明他继承了我国史学中传统的方法，他说“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