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王安忆《长恨歌》.doc

王安忆《长恨歌》研读 作家自述 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20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20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将生活与小说关系中思想的部分与物质的部分视为一体，并且反感于拆分为两部分的讨论，认为那样机械的做法，会损失小说的艺术。我将小说视为一种带了宿命意味的天然，将小说的完成视作一种感应的实现。所以，在我将这关系一体化之后，又进一步地将其虚化和神化了。当我比较顺利地写作了若干短篇，甚至于若干中篇，而终于写作长篇而不甚顺利的时候，那一个被我虚化与神化的联系竟幻灭似的消失了，我几乎是被迫地要求寻得一种具有实体性、规范性的手段，就好比黄金分割的那样肯定的比例数据，而我找不到。就在我想找又找不到的时候，我则发现，小说是有科学性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一些美丽的故事和完满的经验，足以走完一个短篇的行程，甚至勉力走到中篇的终点。然而，一部长篇，则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逻辑地联络与推动。这一个逻辑的联络与推动究竟是什么呢?它包含了一种创造宏伟建筑的可能性，而我们毕竟是应当去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 摘自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王安忆自选集》，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9页。 《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用心，当时作家出版社计划出我和贾平凹的自选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长篇，在我开始考虑写什么时，这个题材就在脑海里出现了。应该说，它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 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 《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懈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 摘自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写实是一种陷在许多规矩限制中的写作。许多经典小说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逻辑精确设计人物和情节，这是作家创作中所获得快感之一，同时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种劳作。我在年轻时候也容易喜欢一些情绪化、浪漫的东西，现在我真心赞叹那种上乘的写实功力。 摘自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匕谈(长,ttt)》， 《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我为什么写作?有时我问自己，却发现这不是一个答案能解决的。 说来说去，我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或是衣食温饱，或是精神心情，终是出路。我以为是找着了，便这么源源不断地写了下去……我用我整个真实的心情去写，写作成了我的习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年来的彷徨不定终于得到了解脱。 当我写出我的哀乐时，便有人向我呼应，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哀乐。我感到了人心的相通，并且自以为对人们有了一点责任。因此便想着要把小说做得更好一些，内容更博大一些，担负的人生更广阔一些。这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检讨我的自我。我感到了我的自我的狭小和封闭，我试图着拆除圈住我的自我的围篱，透过我自我那么一点小小的悲欢哀乐，极力与世界万物沟通、牵连，使它能够包容、折射更多更大的历史、社会和诸多人生的映象。在我努力着这一些的时候，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少去了许多哀怨，而更加明澈，我觉出了生活的无穷乐趣。假如有人间我：“为什么写?”我便回答：“为了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