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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结构调整中的人民币币值变动影响因素探讨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依靠价格机制下的杠杠效应，货币币值作为重要的价格信号之一，通过改变国际分工成本和要素相对价格来重新配置社会资源，进而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中的货币币值、国际贸易以及产业结构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包含国际贸易和FDI双重路径下的人民币币值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并提出了利用人民币币值变动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 人民币 国际贸易 FDI 　　相关文献综述 　　（一）货币币值、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学者对于货币币值与国际贸易影响作用机理的研究多集中于贸易收支与贸易流量领域，重商主义学派最早将货币币值波动对贸易的影响纳入学科观点内。托马斯?孟在《英国对外贸易财富来源》一书中提出了压低本币币值以获取贸易优势的理论，在金本位制度下，这种人为控制汇率以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式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大卫?休谟随后提出币值波动影响价格机制中间环节进而自动调节贸易盈余的理论；马歇尔对大卫?休谟的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价格机制调节贸易盈余必须满足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假设条件，这个假设条件被称为“马歇尔-勒纳”条件。 　　在马歇尔之后，针对特定市场中的货币币值与贸易关系研究分别衍生出“时滞理论”、“吸收分析法”、“乘数分析法”、“货币分析法”等，从货币波动时间效应、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差额、汇率传递机制、货币现象等角度对币值波动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分析。 　　（二）货币币值、FDI与产业结构 　　货币币值并不是传统FDI理论中的主要因素，在浮动汇率制被发达国家逐渐采用以后，经济学家对货币币值与FDI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货币币值本身波动对FDI的影响，二是汇率中间环节波动对FDI的影响。Froot和Stein（1991）提出“相对财富效应”而支持了本币贬值促进FDI流入的观点；Kawai和Urat（1998）检验了日本1981-2003年对华FDI与双边汇率波动，以实证方法支持了汇率贬值与FDI流入增加之间的显性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周华（2007）进一步将FDI分为水平型与垂直型两种，认为货币币值变动与基于国家货币实力的FDI差异化来源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国际上对FDI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最早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雁形产业发展理论”、“双缺口理论”等。美国经济学家弗农认为，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伴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FDI具有淘汰落后产能和优化本国产业结构的作用，同时资本进入国的产业技术实力也能够有所提升；日本经济学家赤松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阶段分为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三个阶段，国际间产业转移形似雁阵，参与国家通过FDI而实现各自的效用最大化；钱纳里研究认为，FDI具有修补一国外汇和储蓄缺口的双重功能，因此可以消除资本流入国的资源和技术局限矛盾。 　　（三）人民币币值与国内产业结构 　　我国学者对于人民币币值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人民币币值稳定程度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目前关于人民币币值变动方向与产业优化利弊的讨论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在理论研究上，孙军（2005）和周呈奇（2007）都认为，人民币币值的小幅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化升级构成利好，通过压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微薄利润来形成对于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为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转型提供机会；谢朝阳（2009）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人民币升值长期会对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形成负面冲击，我国目前不具备支持本币升值的国际竞争力条件和科技发达程度条件。 　　在实证研究方面，余剑（2008）以人民币币值变动影响汇率波动进而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思想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汇率以价格角色来调整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比例，进而改变国内产业构成；黄先军（2010）以1994年至2007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汇率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与余剑相同的结论；巴曙松（2009）运用协整模型和脉冲响应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产业冲击效应，细分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产业发展差异，得出结论，人民币实际升值对国民经济第二产业发展造成阻碍，而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人民币币值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路经 　　（一）国际贸易路径 　　人民币币值变动首先作用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部门，通过影响贸易流量和贸易结构来对产业结构调整施加影响，重新配置贸易部门的要素资源，优化非贸易部门资源投入比例。为研究人民币币值变动的产业冲击效应，本文假设我国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密集型国家A，贸易对手国为资本密集型国家B，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劳动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此外，假设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