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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贿赂犯罪几个司法难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趋于完备，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渐趋明确。但是，司法实践中仍有部分问题值得探讨。 　　一、地方党政领导协调辖区企业为请托人谋利问题 　　河南省某市长董某，协调该市城市信用社主任，为请托人从该信用社贷款提供帮助；南方某市委书记邹某，协调当地石化公司，为请托人催要货款、发展业务提供帮助。就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两案辩护人提出同样辩护意见，认为党政机关领导与辖区企业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没有支配关系，故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构成受贿罪。 　　笔者认为，辩护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两层含义。一是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直接权力；二是利用职位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上述涉案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虽不隶属于当地，但董某和邹某对这些企业仍具足够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一是这些企业的党组织生活受属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二是这些企业主要领导的提名，一般情况下要征求当地党委的意见；三是这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要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离不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因此，两案被告人可以利用职务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对涉案企业产生影响，进而为他人谋利。 　　二、收受近亲属财物问题 　　河南省某烟草局原局长郑某，利用其担任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在烟草系统承揽业务、所推荐干部的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在其子女结婚、生子之际，先后多次收受其弟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郑某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后，其辩护人认为，郑某收受其亲弟弟人民币50万元，系亲属间的礼尚往来，不属于受贿。 　　受贿犯罪中，人情和受贿的界限容易混淆。笔者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由此，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权钱交易。在认定该罪时，不能因为行、受贿双方具有亲属关系，就一概否定犯罪，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谋取利益，受贿数额较小且符合社会观念的，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对于受财数额较大，超出社会观念，所受财物与职务行为对价关系明显的，应认定为受贿犯罪。郑某利用烟草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其弟弟获取200余万元的利益。尽管其弟表面上送钱的理由是贺礼，但数额巨大，每次均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而其子女结婚时，郑某仅送1万元，远少于其送给郑某的10万元。因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三、夫妻共同受贿问题 　　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和受贿人的配偶有牵连，大致有以下情形：第一，受贿人将受贿财物交配偶保管，配偶明知是贿赂财物而保管，或用于生活开支等；第二，行贿人到受贿人家中行贿，受贿人配偶代收，事后将情况告诉受贿人，但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第三，行贿人到受贿人家中行贿，受贿人和配偶均在家，配偶事后保管或处理贿赂财物，但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第四，配偶与受贿人共同策划非法收受、索取贿赂；第五，配偶教唆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索取请托人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第六，配偶收受、索取贿赂后，要求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对于上述6种情形，笔者认为，前3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共同受贿，后3种情形应认定为共同犯罪。按照刑法对共同犯罪的界定，配偶构成受贿共犯，要求具备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共同故意要求夫妻二人要么事前有通谋，要么事后有共识，二人有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的故意。共同行为要求夫妻二人在接受贿赂行为和为请托人谋利行为上，均有紧密联系，核心是配偶在为请托人谋利上要有积极的意思表示，或出谋划策。对于上述前3种情形，尽管配偶收受、占有或者享用了贿赂财物，但配偶在主观故意上没有与受贿人事先通谋或事后商议，也并未积极为请托人谋利，不宜认定共同受贿。上述后3种情形，在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上均符合共同犯罪的要求，应认定为共同受贿。 　　四、收受高额利息回报问题 　　河南省某厅副厅长范某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后将人民币2000万元交请托人使用，约定收取年50%的固定回报。两年后，范某从请托人处拿回本、利共计人民币4000万元。对范某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虽然范某收受钱款的方式不同，但其受贿本质没有变化，即其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变相收受请托人巨额财物，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应对人民币2000万元认定为受贿；第二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最高法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基于此，尽管范某实施的是变相受贿行为，但从民法角度看，在“四倍”范围内，有其存在合理性，按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