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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制度因素对消费的影响 　　[摘 要]《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的经典读物，它为中国社会学及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本文从消费观念、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礼仪开支三个方面，将开弦弓村与现代消费放在苦行者社会与消费者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简单的对比，以揭示文化的制度因素对消费的影响。 　　[关键词]江村经济；文化的制度因素；消费观念；日常生活消费；礼仪开支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3-0062-02 　　1 导 言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出版于1939年，此书被马林诺夫斯基“预言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1]。同时，《江村经济》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此书按照社会学调查的基本理论，首先确定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3]然后，围绕这条主线，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展开对开弦弓村的整体论述。在《江村经济》中，消费问题一直隐含并穿插于整个研究过程，在书中第七章，又着重描述了生活中的消费问题，费先生试图从消费体系入手，进而估计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目前，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大众生产社会与精英消费社会并举的双轨化社会，但城市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4]。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村社区的消费状况是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向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农村消费的分析就更是举足轻重。在下文中，笔者将从消费观念、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礼仪开支三个方面，对费先生所描述的这样一个中国村落的缩影――江村的消费状况，与现代消费进行对比分析。 　　2 文化的制度因素对消费的影响 　　马林诺夫斯基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他倡导人类文化的功能分析，特别强调文化的制度因素，并把社会制度看做是文化的“真正的要素”。功能主义者把文化或社会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构成整体的各部分都发挥一定的功能并相互依存，以维持统一整体的存在[5]。在江村经济里我们也随处可见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的制度因素的影子。如“消费的文化制约”[6]“信任体系”和“小媳妇”[7]等，下文将分别从这三种制度对应的与消费观念、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和礼仪开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2.1 消费观念 　　《江村经济》中描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开弦弓村，它的整体消费观念及消费水平与当时环境下中国的其他村落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我们姑且把它当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村落的一个代表。 　　“安于简朴的生活是人们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费要用惩罚来防止。”“节俭是受到鼓励的。人们认为随意扔掉未用尽的任何东西会触犯天老爷，他的代表是灶神。”“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一个把收入全部用完毫无积蓄的人，如果遇到歉收年成就不得不去借债从而可能使他失去对自己土地的部分使用权利。一个人失去祖传的财产是违背孝道的，他将受到责备。”[8]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经济状况下人们所形成的文化习俗观念对消费具有很强的制约性。 　　王宁教授将处于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喻为“苦行者社会”。所谓苦行者社会又叫生产者社会，它是与消费者社会相对而言的。在苦行者社会，由于生产能力相对较弱，消费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都是被抑制的对象；相反，在消费者社会，生产能力过剩成为了一大社会难题，因而，消费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得到了大力的提倡。 　　在以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宣称已步入消费社会。虽然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十分迅猛，但总体上来说，中国还尚未步入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一种系统的时尚，一种建构社会生活的竞技场，一种生活方式。从苦行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成功转型就意味着消费观念要从节俭主义向消费主义的转变。 　　2.2 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 　　开弦弓村的日常基本消费主要体现在服饰、饮食和娱乐方面。就服饰而言，人们主要是购买布料，然后通过送裁缝店缝制或自己缝制两种方式来完成的。这两种方式制作出来的服饰分别对应于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的穿着。在饮食方面，大多数的食物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提供的，只有极少部分的食物通过交换方式提供。村中人们的娱乐活动可分为正式的娱乐活动和非正式的娱乐活动，前者是指在社区的集会（如每年一次的“段”的“刘皇会”）；后者则是农闲时期人们的各种消遣（如走亲访友，茶馆聚会）。由此可见，整个村落的消费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人们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很多产品是自给自足的；另一方面是介于没有那么丰盛的产品让人们产生消费的欲望，正如费老所说“村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引诱人们去挥霍浪费”。这是生产者社会的典型特征，即生产相对不能满足需求的状况，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