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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如何破题 　　编者按： 　　增加农民收入连续10年是“一号文件”的核心目标，但农民（特别是勤劳的守土种田农民）仍然是最为贫穷的群体。难道是“一号文件”年年落不到实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和上学难。应通过新型城镇化这个主轴和总纲，作出从上而下、以难带易的制度安排，系统应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治国新思维，牵一发动全身，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统揽作用。 　　在盘活农民土地上破题 　　2004年以来，中央发了10个一号文件，每年都会强调一个重要的政策意图，就是告诉农民多种粮食，为此几乎用尽了补贴、免税等各种各样的扶持手段。应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13亿人口的大国，吃饭毕竟是头等大事。但由于文件与三农实际存在偏差，结果是南辕北辙，粮食增产农民不增收，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无一例外都是财政弱县和农民穷县。而江阴、昆山和张家港这些“全国百强”县，没有一个是因为种粮而强的。我还发现，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中，有43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还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有60个仍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我看到这种情况后心情很沉重，中央要粮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财力、农民要增加收入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不设法解开这个结，产粮大县就会认为一号文件是让老实人吃亏。 　　这种情况，实际上给中央出了一道题。 　　种粮的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合法、稳定的财产收入。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增加农民收入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所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 　　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挖穷根，敢于碰土地所有权这个敏感问题，否则树根不动，树梢白摇。 　　有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个别学者还提倡一种“候鸟”模式，需要农民打工时就进城，不需要时就回乡下种地。我认为必须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农民的土地，优先保护农民的产权。尤其关键的是，所有出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必须与农民对等谈判地上物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相邻关系权等，让农民与开发商共享永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补偿了事。至于公共建设用地，也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更换其它地块，或者按市场价给予补偿。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会盘活全局，困扰多年的三农难题不仅得以化解，还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土地升值、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民收入增加三大目标。 　　在引领农业经营上破题 　　在2007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强调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个主题，有了一些很系统的提法，这是十分难得的。比如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农民增收完全不可能通过2.5亿农户土里刨食解决。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传统农业，根本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十分有必要引进工商资本进行适度规模经营，让工业反哺农业能够实打实地兑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7年多过去了，真正用心体会和理解的人不多。对工商资本下乡总拿不定主意，只会造成弱势的农业走不出困境。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导向明确，措施过硬，行动坚决。下乡的工商资本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对这些企业家应该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伤害他们本质上就是伤害农民。新型城镇化就是要纠正“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做法。实践证明，类似于鲁花集团引领的“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的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在改变农村落后上破题 　　我认为，农民增收不可能通过传统农业本身解决。 　　在2005年、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两次都以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应该说这个脉号得很准，但不足之处在于，尽管文件提出了指导性的20字方针，却没有说清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没有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就我了解的情况看，这几年各地搞的新农村建设典型，通常原有经济实力很强，有的搞钢铝大型企业，有的吃矿山资源老本，很少是真正从土地上站起来的。2010年9月份，我在山东莱阳发现一个叫濯村的地方，这里经过15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田园化的发展之路。给我的启示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坚决改变农地零散化、细碎化耕作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培育壮大现代农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着手，切实促进小城镇建设。 　　县城和重点镇是连接城乡和工农的纽带，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总体水平。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