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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谷一泪洒南阳 　　1992年7月，地处豫西的南阳，因审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诉《声屏周报》、记者汤生午侵害名誉权案――中国影响最大的一起名人官司而名噪一时，成为全国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作为《解放日报》的特派记者，从南阳连续发回了8篇消息和5篇通讯，及时和较为详尽地报道了这起名人官司。 　　记者撰文惹出风波 　　这场引人关注的诉讼缘于，河南南阳《声屏周报》1991年1月16日刊登的《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道出了个中原因》一文。文章中，该报记者汤生午引用韦唯的话说： 　　――李谷一“在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不知心怀何意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艾滋病了。” 　　――李谷一在许多事上“出于嫉恨”而“非难”韦唯，“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都不准报销。文化部门给该团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仅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 　　――李谷一曾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关系也许才好相处。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当然，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就是要韦唯给她写下一个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 　　――李谷一曾说：“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 　　汤生午在文章中还说：“从工作环境到舆论环境，韦唯目前都陷入被人刻意制造出的困境中。她在电话中怅然地告诉记者，在她感到无助时，她确实也想过不再活下去。” 　　国内不少报刊杂志竟相转载或摘登，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李谷一采取反击行动 　　沸沸扬扬的议论一时铺天盖地，使李谷一难以承受。思索再三，李谷一决定采取反击行动，写就了《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当时身为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党委书记的李谷一回顾了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的栽培。按照李谷一的说法，中国轻音乐团把韦唯做为一名独唱演员进行了重点培养和精心帮助。在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韦唯获得了北京户口，月收入在两年内从最初的42元增至目前的180元，多次出国演出和参加国际流行歌曲比赛。1989年4月，韦唯被推荐为全国青联委员。 　　然而，从1989年末，韦唯开始“逐渐摆脱团里的管理与约束”，她借故不参加团内活动，团里主动与她联系，也找不到她人。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团完成计划任务演出100余场，而韦唯仅仅参加了亚运会期间的三场演出”，一些税款都是团里帮她垫付的。 　　据李谷一的了解，韦唯当时主要是在马不停蹄地走穴，每场演出费用（税后）从3000元涨到5000元，最高达7000元，是国内要价最高的歌星之一。她甚至在走穴中开具假证明欺骗外地文化管理部门。韦唯不仅自己走穴，而且常召集其他团体和团里的演员与其一道私自在外地演出。韦唯的表现在社会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人曾写信投诉她在演出期间的经济问题。韦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遭到许多单位、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强烈谴责。 　　李谷一说：“韦唯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很不严肃。而且，韦唯1987年11月份在波兰演出即将回国前，她未向任何同行人员打招呼，便与一个意大利男歌星外出不归，出现了失控现象。” 　　“韦唯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她的身体状况。”李谷一指出，1989年6月，韦唯高烧不退，背部出现深层溃烂，后又头部长疮。那时，无论是参加舞台演出，还是电视节目，观众都已看到她的形象变化，并由此引起社会上的种种传闻。 　　李谷一强调：“韦唯向小报提供的情况，全部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她认为，“韦唯之所以不顾事实地将矛盾公开化，目的在于通过损害他人的声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弱者，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从而博得社会公众的同情，以此掩盖自己长期以来的错误行为。” 　　在这份《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最后，李谷一郑重其事地表示：“为了维护国家法制和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我准备行使公民权利，对《声屏周报》社和记者提出民事诉讼，以向社会印证事实真相。” 　　纷争终于闹到法庭 　　李谷一的《关于韦唯情况的报告》向有关部门呈送后不久，《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王冰就在1991年第七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谁愚弄了“上帝”》的文章，几乎逐条反驳了《声屏周报》的报道。此外，王冰又在《开发区导刊》上发表《韦唯与李谷一的是是非非》，对汤生午的文章观点进行了全面反击，为李谷一作了“全面的辩护”。 　　韦唯看了后深感悲愤，她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信，要求“上级领导重视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以制止这类诋毁侮辱人格的文章再度出现，也过问一下此事，不要再被人为地恣意扩大和恶化。” 　　被李谷一称为地方小报的《声屏周报》也不示弱，于1991年7月底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迅速作出反应，指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