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doc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风 姚 华 类书，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典籍体式。其编辑方法，往往是分门别类地把各种原始材料辑录在一处，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所不同的是，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而非原始资料的堆积。类书的产生与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置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对继承与保存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随着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文风、学风等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着重论述类书与古代文风的关系。 类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书与传统文风是怎样在相互影响之下共同发展、不断变化的。类书应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又反过来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皇览》《要览》与文学自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类书——《皇览》，是由曹魏时期身兼政治家与文学家双重身分的曹丕下令编撰而成的。它的产生，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出于文学创作上的需要。而文学创作上的需要，则源自两汉文风的影响。 汉赋，是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学。其在创作上的一大特点是，好用奇文僻字或爱堆砌典故，以夸示作者的辞章和学问。因此，当时有名的赋家，也都是有名的“小学”（ 即字学）家。如司马相的《凡将》、扬雄的《方言》与《训纂》、班固的《续训纂》，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字学书。为了能大量用典，作者在创作之前，不得不首先象后世编纂类书那样，采掇古人故事及语词菁英，以备援引征用。对于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汉赋家们的作品，曹植曾做过如下评价：“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词，非博学不能综其理。” 综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用典之风当发端于此。这一风尚，甚至对开“建安文学”新风的曹氏父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末建安时期，中国文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致着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到来。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采取“任人唯贤”的政策，把全国许多著名文人都收拢到自己的周围，形成了文学史上空前繁盛的建安时代。曹氏父子，不仅是建安文学的提倡者、组织者，也是建安作家中的卓越代表，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时代风韵。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与文学家。史书上称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诗豪迈纵横，慷慨悲凉，直抒胸怀，多为用乐府古题写时事。虽然如此，从中仍可看出受汉赋用典之风的影响。如《短歌行·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佳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引经用典之处颇多。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句中的“杜康”是古代传说中酿酒技术的发明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即为一典；“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句是直接引用《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借以表达作者对有才之人的思念；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几句也都是直接从《诗经·小雅·鹿鸣》中引用的成句，借以表达作者想接待贤才的强烈愿望；“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句的意境是源自《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用典取自《史记·鲁世家》中的记载，周公称：“一沐三渥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这是一首叙情诗，作者把直叙衷情、借用《诗经》成句抒情、借用典故抒情柔和在一起，使诗的意境完美，感情激越，表达了作者诚挚的思贤若渴的感情。这首诗，用典贴切、构思新颖，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而，仅就汉乐府民歌而言，一般是不存在引经用典现象的。因此，曹操的一些诗中所存在的这种引经用典的现象，可以说是受了汉赋风尚的影响。 曹植，是建安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在父亲的庇荫下，自幼便受到了很好的文学教养，“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诗、赋还是骈文，都在同时代的一般作家之上。在汉赋风尚的影响下，他的作品讲究文字的华美，但没有堆砌典故辞藻以掩饰内容贫乏的劣痕；他注意语言的音韵、对偶和气势，却能做到情采并茂、文质相称。 曹丕，政治才能不如雄才大略的曹操，文学才能不如才华横溢的曹植，然而他却独树一帜，在诗歌形式的发展和文学理论方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