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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 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代后期，我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映社会现实最直接、最迅速的汉语词汇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白话文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元曲、明清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大量口语和方言词语进入文学语言，从而得到广泛的传播。 第二，元朝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他们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汉族原有的制度和传统的文化。客观上增进了汉族和蒙、满两族人民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蒙语和满语里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汉语里也曾有一度吸收某些蒙语和满语借词，有的保留至今。 第三，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做宫，很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任。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东海岸，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16世纪巾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生交往。清初一度闭关自守。到18世纪，海禁又开。西方帝国主义先后浸略中国，侵占我上地，掠夺我财富，屠杀我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文化随着传人中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和认识起了变化。汉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借词，产生了大量新词，大批的词增加了新义，汉语词汇更加丰富了。 一、近代新词的产生和蒙语、满语 对汉语词汇的渗透 （一）近代汉语单音词的发展 近代汉语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复音词，但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新的单音词，以名词和动词为主。有三种情况: 1、新词采用旧有的书写形式 这类词一般是借旧词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内容，或后造的字与已有的字形偶合。跟词义引申不同，新词和旧词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2、新词新形式 这类词有的用新的音和字表达新的概念，有的用新的词代替原有的词。 3、新词多义化 多义化是汉语词汇增强表达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古代汉语如此，近代汉语多义化的趋势表现得尤为显著。诸多新产生的词不久就变成了多义词。 （二）近代汉语词汇的口语方言词 大量口语方言成分涌入文学语言，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 它们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和相应的普通词语并存。这些词在发展中显示了不同的生命力。有的生命力强，逐渐融化于普通词汇之中一直流传到现在，有的现代普通话已不用了，但在方言里保存着；有的现代形式上存在，意义发生了变化;有的则在发展中逐渐消亡了。这类词往往可以写成不同的书面形式，当时不难听懂，后人看起来却不免增加困难。 1、生命力比较短暂的词 这类词数量不少，包括某些江湖隐语，有的一度应用相当广泛，但在现代普通话和方言里都不存在了。 2、保存在现代方言里的词 这类词现代普通话里已不复存在，方言里却可能仍然保留着。 3、形式上保存而意义发生变化的词 这一类又有两种情况 一是近代复音词有两个或几个意义，其中有的意义保存，有的意义消失。 二是近代汉语复音词原有的意义已完全消失，现在用的是别的意义。 （三）蒙语、满语对汉语词汇的渗透 中国北方就是汉族和非汉族人民杂居之地。公元1279年，忽必烈(世祖)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至公元1368年(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灭亡，蒙古贵族统治中国90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福临(顺治)从满洲入关，建都北京，至1911年宜统帝溥仪退位，满族贵族统治中国276年。这期间，汉族和蒙、满两族人民交往密切。汉语和蒙语、满语互相影响和渗透，一些蒙语和满语的词被借人汉语。 1、蒙语借词 蒙语借词大都见于元人杂剧和元代史书里，尤其是元代杂剧，反映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元代北方人民的口语，也反映了汉语和北方各民族语言特别是和蒙语融合的事实，其中杂有不少蒙语借词。 以上所举的蒙语借词，大都没有表达什么新事物、新概念，也不符合汉语构词的规律。汉语里有相应的词存在。当年北方一带汉蒙杂居，人民可以听懂。到了明清，社会条件改变，它们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而被淘汰了。但也有少数蒙语借词在汉语里生了根，至今仍然通用的。 2，满语借词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早就和北方汉族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已有一些词借人汉语词汇。 清代汉语里的满语借词。 从满语渗入汉语的词还有“贝勒”(亲王)、“额娘”(母亲)、“额真（天子、大王)。“福晋”( 亲王、郡王或世子正妻的封号)、“萨其玛”（一种用油炸面条和糖粘合而成的糕点)等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它们大都失去在汉语里继续存在的价值，除“萨其玛”等个别的词以外，几乎全部消亡。 近代汉语复音词的发展 近代产生的新词中,双音词占有绝对优势。同时还产生了不少三音节和多音节词。这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在近代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复音词一部分是为反映近代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概念而创造的。一部分其实是方言、口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