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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舆论学》再版 (2012-09-02 15:45:47)转载▼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再版陈力丹的专著《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1999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20千字，六次以上印刷。2012年6月该著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再版，255千字。这次再版正文基本保持原貌，只在第七章第三节中增补了一小节“‘主动设置议程’有悖议程设置论的本意”。鉴于书出版于13年前，需要讨论十几年以来传播技术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的舆论问题，书前添加了导言一和导言二，导言一主要阐述舆论的基本理念，导言二阐述了web2.0条件下的流言、意见的流通。添加的一小节：“主动设置议程”有悖议程设置论本意【增补】由于近年来传播学被大力引入，一些传播学的概念在我国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要求传媒“主动设置议程”，就被视为一种传播学理论在我国的实际应用。这样的简单移植，需要对理论本身理解正确，防止产生谬误。任何学术的、专业的话语，其能够成立，均有一定的条件或限定的使用范围，否则便成为谬误。然而根据生活经验，表述越简单的信息，越能够被传播。某一学术的或专业的话语被普及，常常会被省略掉必要的条件或忽略它得以成立的环境要求，于是产生专业术语的运用“不专业”的现象。我国强调大众传媒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于是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一些同行想到了“议程设置论”这一理论假设，既然传媒可以对公众的议程产生影响，那么我们“主动设置议程”，不就能够影响到公众想什么和说什么了吗！于是，“主动设置议程”就成为很多论述引导舆论文章的理论依据。“议程设置论”指的是什么？我们重申一下，郭镇之教授在很早的一篇论文《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中回顾这一理论假设时写道：“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歪曲‘图像’的危险，但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这里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这个理论假设论述的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客观产生的传播功能，不是传媒自身的主观的传播功能。一旦把传媒的议程设置视为人为的和有计划的、想设置什么就设置什么、想怎样设置就怎样设置，就与这一理论假设提出的初衷相悖了。“议程设置论”提出的传媒工作环境是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发现，在一定的区域内，有很多不同传媒，不同的记者、编辑，他们各自根据自己对事实的选择标准采写和编排新闻，其中总有一些是多数传媒和传媒人不约而同认为重要的，报道的时候被安排在报纸的首要位置或广电新闻节目的前几条。于是在这个区域的一段具体时间内，通过统计可以列出很多传媒共同认可的排名前几位的新闻（议程）。这样的排名，不是根据某一家传媒或某几个传媒人的设置就能得够得出的结果，也不是这个地区的权力组织刻意安排的结果，而是新闻自由条件下多数传媒和传媒人不约而同选择和相对共同关注的综合结果。对于每个记者编辑来说，他在选择并加以报道新闻之时，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就一个区域内的众多传媒和传媒人带来的传媒议程的排序而言，则是每家媒体或每个传媒人都难以直接控制的客观的传播效果。议程设置论讨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或结果：这种传媒议程的排序，与这个地区公众议程的排序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两者通常有一定的重合度。这说明传媒的总体议程设置会影响公众自身的议程设置。当然，这其中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这种重合度，例如人们关注和记忆事项的限度、传媒议程持续的时间、事项本身是否多数公众能够接触到，等等。中国的传媒体制与美国差别很大。所有的传媒都是在党领导下的，有些直接是党政部门的一部分，剩下的传媒无一例外，都必须挂靠在某个正式的党政部门、人民团体之下；还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宣传部，每天下达各种宣传通知，要求重点报什么、如何报道，告知不能报道，对某些具体新闻的报道如何把握好分寸等等。这种情形下的传媒或传媒人在传媒上安排的事项（新闻）议程，带有较多的主观成分；有些传媒报道的内容和版面位置（或广电新闻内容的排序）是不是传媒安排的，而是上级领导统一安排的，传媒和传媒人必须执行，不能违背。在信息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这种新闻传播（实质是宣传）体制下的传媒，其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十分有效，因为这是公众唯一的外来信息源。尽管如此，一些官员仍然认为传媒影响舆论的力度不够。这个时候读到“议程设置论”，只看结论而不看研究过程和理论成立的条件，会感到颇为亲切：太有用了！于是，“主动设置议程”成为一句常说的话，其实这与当初人家提出理论假设的内涵，基本不是一回事。这种对传媒设置议程的认识，造成我们对该理论假设的进一步误读：似乎只要某个议程上了媒介，安排在报纸显著位置或广电黄金时段新闻节目的前几条，就会对公众想什么（即公众的议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我们还习惯于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