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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异化的警示者 ——李普曼《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沈闰　shenrz@ruc.edu.cn 在孟德斯鸠和杰弗逊等先驱构建民主制度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回望古希腊城邦的公民直接民主。在他们眼中，公民共同参与开诚布公而不受限制的决策，各种舆论相激荡的结果将是正确的舆论自然脱颖而出，这样就可以形成对于公共事务的正确决策。在建国之初的美国，其乡村自治的民主制度也正是这种古希腊模式加上清教徒理想与规约的产物。为了使民主制度适应大国和众民的公共事务决策，他们创立了联邦制和代议制，这两种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极大突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们仍然是基于正确舆论可以自发产生的理论预设之上。 工业和传媒的发展打破了宁静的乡间美梦。非个人化的媒体随着资本主义的狂飚高歌猛进，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凝结方式被媒体彻底改变。人们通过媒体认识世界，各种各样的媒介延伸但也逐渐替代了人们的眼睛和思维。在大众媒体无所不至的笼罩和影响之下，人们形成政治意见时能够像最初设想的那样仍然保持深思熟虑的冷静抉择吗？媒体为什么会在力求真实的同时一步步走向误入歧途的虚拟环境？媒体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成见，我们怎样摆脱这些成见？李普曼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关系到民主制度能否保持它的根本精神。他这本书的用意，也不仅仅是提出舆论被异化的危险，更是向政治科学敲响警种：拯救公众舆论才能拯救民主制度。 第一部分 本书的结构 按照作者在导论中的说法，这本书分为描述性内容和对传统的民主政治舆论学说的分析两个部分。①通过前面的描述性内容（当然也包括众多的例证和逻辑推理），作者向本书的读者展示了一幅画面：媒介传播和人们认识的并非世界的真实映象，而是内心感觉中的虚拟环境，由于制度和人自身弱点的限制，虚拟环境误入歧途，而产生了一个基于集体狂热和门户偏见的“公众舆论”，大大偏离了民主制度人民主权的初衷。 第二部分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学说，指出了它们共同想当然的假设之荒谬：在他们（政治学家）的理想和他们的科学这种致命的矛盾中，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假更多讨论地断定，人民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这种悖谬过于巨大，这种赌注过于巨大，他们的理想供批判检验时也过于巨大。②他认为，民主制度运行的环境已经不同于杰弗逊的时代，在制度中博弈的人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耕作者群体”。公众舆论是如此容易被野心家操纵，而这种操纵又是如此致命地导致民主制度的异化和崩溃，因此政治科学再也不能沉溺于旧有的对舆论形成的预设当中，才能修补已经出现危机的民主制度（本书完成之后不过十余年，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事情已经充分证实了作者的忧虑）。 作者最终的用意在于指出，解决舆论异化的任务不可能由媒体完成。媒体不由自主地把满足公众知晓欲当作自己的追求，指望媒体单凭自身追求事件报道的真实不啻缘木求鱼。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一个独立的专家组织为那些必须进行决策的人物挑明种种无形的事实。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③ 本书的结构，可以用如下图示概括： 第二部分 本书的问题意识 正如本书的书名一样，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公众舆论的定义、产生以及异化的危险问题。因为第一次旗帜鲜明且系统地提出了舆论问题，这本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便为研究舆论学的学者们奉为圭臬。 在新闻工作的积累和思考中，作者敏锐的发现了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并非像启蒙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和自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之一是人民主权学说，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正是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是否存在？它有没有偏离事实的真相？如果偏离了，有没有纠正的可能？解决的药方是什么？李普曼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的。 李普曼认为，古典政治学理论把这个问题想当然的忽略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学者们简单地认为，只要保证公民言论自由，人民会用理性选择出正确的看法，形成正确的公众舆论。对此，李普曼写道：“尽管公民自由至关重要，却不能保证现代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人们认为真相要么是自发性的，要么只有在排除了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找到获取真相的方式。然而，在面对一个无形世界时，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关于遥远或复杂事态的真相并非不言而喻，搜集信息的方法是一种专业，而且代价高昂。然而政治科学，特别是民主政治科学，从未摆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本假设，仍不足以确定其前提，使政治学思想解决如何将无形世界展现给现代国家里的公民的问题。”④ 需要注意的是，关注同类问题的并不只是李普曼一个人。与他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主义代表人物熊彼特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熊彼特看来，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不存在，因此“人民意志”也并不存在。公众舆论是存在的，但是是不对称的。公众意见是分散的，多样化的，所以公众意见中推出共同意志是不可能的。当公众意见发生分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