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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菊与刀 题记：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感情很复杂，对他们很感兴趣，于是阅读了这本书，还是有很多收获的，下面是对这本书中经典描述的摘抄。 作者把日本的文化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 日本人与其它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如同呼吸一样，习而不察了。 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益的。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确信这样的前提：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 本书乃是一本阐述日本人习惯的书，它将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诸如他们在哪些情况下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 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长处和缺点。 日本人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的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的物质的战争。 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 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无比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万事都是我主动乞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的受了攻击，而应该是认为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他们绝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如果使受难者获救，就更加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 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日本人的行为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他们的“各得其所”或叫“各安其分”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队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 我们（美国人）确信，沿着我们所指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将改善这个扔不完善的世界。 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日本的孝道只是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充其量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母及其后裔，其含义就是在这个集团中，每个人应当确定与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相适应的地位。 日本的家长更像是一位物质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这些财产对全体成员都非常重要，要求他们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它的要求。 七世纪时，日本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从中国引进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的有计划的汲取外国文明。 不过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中国经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在德川时代，两百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非常有限，就像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发展了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 将军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之间结盟或推行侵犯计划，各藩藩界设有哨所关卡，查验过往行人，严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送妻妾出江户、私运武器入江户。 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于苟延残喘之时，日本竟然容许比欧洲大陆更大的阶级流动性，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奇，日本的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迹象，如果没有被容许的阶级流动手段，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 十九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非常衰弱，却能产生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超过任何民族所曾尝试。 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负恩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 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报恩思想，但在日本，乐于受恩仍非平常，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情债。 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恩者，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恩。 对日本人来讲“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长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