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就义处蒋翊武就义处.doc

在参观蒋翊武就义处后，我了解了一代英雄，蒋翊武(1885～1913)，湖南澧县人。辛亥革命前夕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主办《大江报》，武昌起义时担任总司令兼防御使，后追随孙中山参与讨袁。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湖南来桂林途中，至全州黄沙河被巡防营统领秦步衢部逮捕，同年9月1日押解至桂林，9日被袁世凯电令处死，就义处在桂林城丽泽门处。时年28岁。1921年孙中山来桂林督师北伐，嘱胡汉民为蒋翊武先生写传略，并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碑文，两侧及背面由胡汉民先生撰写的碑文“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还亲临就义处悼念。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高三米有余，五十公分见方的立柱顶端呈锥形，基座由三层阶石固定。设想着就是这块土地，曾有一方鲜红的地毯，年轻的蒋翊武身着白绸衫，飘逸而倜傥，在初秋的夕阳里，昂首就义，耳边犹闻蒋公的慷慨陈词：“予死固所甘，请悬余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有知余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我蒋翊武生是共和国的人，死是共和国的魂，我愿以我的生命告诫大家，只有民主共和，国家才有希望。只有民主共和，民众才有出路。中华民国万岁！”我仿佛置身于围观的民众之中，看蒋翊武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大声说：“来吧，就朝这里开枪！”令人肝胆俱裂，涕泗横流…… 蒋翊武作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积极发展革命组织，从事革命宣传，为辛亥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我国的近代史上，湖南澧县曾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组织、发动、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辛亥武昌首义，推翻了统治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他就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 “开国元勋”的蒋翊武。 蒋翊武的人生之路只走过了短短的29年。他那短暂的29年，却表现了湖湘人士“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主新反旧、顺时而动、敢于担当、舍生取义”的鲜明性格特征；用他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热血与生命，为实现自己崇高的人生理想出生入死，不遗余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蒋先生去世快100年了，在纪念辛亥武昌首义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他的精神与时代脉搏的同步，依然能从他短短的一生中领悟到许多人生的真谛，依然能看到他在寻找祖国光明前途与谋求人民幸福的奋斗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精英的人生轨迹。 从蒋翊武的事迹，看出了蒋翊武那种为革命，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这也表现出了，我们澧州人的精神，干什么事，一定坚持到底。 我们知道，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其基本内涵就是主张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它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观、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而价值观则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它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它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化培养，如家庭、学校、职业活动等环境和条件的熏陶，由后天的影响而形成的。其次，价值观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尤其是个人的价值观，它有一个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过程。第三，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定势，是不易改变的。 今天，当我们追寻蒋翊武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足迹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他从小就立志高远，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紧紧地系在了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上，这是蒋翊武人生价值观最为集中的体现。而蒋翊武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却与他当时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知道，人生价值观它具有理性的属性，人们只有把对社会的一些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之后，才能形成为人生价值的取向，并成为行动的指南。蒋翊武就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对社会有了丰富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深深地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我们便看到了青少年时代的蒋翊武就把自己人生价值的取向定位在人生的最高境界上，立下了献身民族复兴、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 蒋翊武在矢志不渝地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的奋斗中，不仅表现出一个战略指挥家的雄才大略，而且还表现出了善于抓住各个细微环节，踏踏实实做具体工作的实践者的高尚风范。同时，他还用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坚忍不拔、不屈不饶、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民主共和、为历史谱写了一篇篇永远激励后人的英雄史诗。 蒋翊武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桂林渡过的。他是在谭延闿宣布取消湖南独立，同时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亡命出走，于8月29日在广西全州被捕的。在狱中，蒋翊武留下3封遗书和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