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党的思想史研究之魂（二）.docVIP

实事求是：党的思想史研究之魂（二） 　　实事求是：党的思想史研究之魂（二）： 在研究中如何做到“实事求是” 有鉴于中国历代的优秀学术传统，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应当怎样传承和光大“实事求是”之风呢？我以为，有以下五个涉及学术思维和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值得探究。 （一）史不离事，“理在事中”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厘清事实的本质。如前所述，我已经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了史与事的内在联系。这里，由于着力于思想史研究，想于此进而引申到理与事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清初思想家李塨曾提出过“理在事中”的重要命题。作为反理学的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塨之学“以实用为主，惟自命太高，于程朱讲习，陆王证悟，皆谓空谈”。时人认定，如“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高谈之弊”。关于“理在事中”，李塨认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从李塨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其特有的反理学特征。然而，更让我们看重的则是，他没有将事与理从根本上割裂开来，加以对立，而是视其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有理必有事，理在事中。 李塨关于“理在事中”的思想见解为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原则。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努力学会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推理，将事实和推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力戒先入为主的空论、泛论，全力避免蹈入“以论代史”的桎梏。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空论、泛论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研究中也未有幸免。当然，要求异文化的人完全“实事求是”，确非易事。在根本不考虑历史事实、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情态下，很多著述流于程式、套语，成了“语录集锦”。为世诟病，是很自然的实情。因此，对这种不正常的现状，研究者应该用行动予以自觉的抵制。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对政党理论的研究无疑应是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问题在于，研究的出发点是既定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观点，还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我认为，显然应是后者。 然而，由于传统的思维范式的影响，也由于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本身，目前所流行的研究远没有把历史和文化内容深入地发掘出来。这里，我试图通过对刘少奇独特的党的建设思想的研究，说明研究中思维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更深层面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特点的分析，必然会触及到党的思想理论，在这方面，刘少奇从历史事实中看到的问题颇为严重。1941年7月，他在与宋亮（即孙冶方，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通信中谈到了“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而且“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刘少奇理智地认为，虽然造成党的理论准备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党的主观努力不够”。“党没有自觉地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有鉴于此，“缺乏理论的弱点”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刘少奇警示全党，要将“理论准备不足”当成党“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立90周年庆典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我们真是应该沿着刘少奇的思路继续认真地反思：“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我们至今解决得如何？而在学术研究上，又有何种成果可以无愧告慰先人呢？ （二）由小观大，由表及里 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不难发现中西方的思维差异。这种差异亦影响到我们的历史思考。一般来说，西方人的思维更为讲求“指实性”，其过程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他们描述一个事物，则是从小到大的，像信封的书写顺序，要先从具体的人名写起，就是显例。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缺乏“指实性”。为进一步说明此问题，我在此引证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的看法。 已故的周先生以其博学通达和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红学研究享誉美国学术界，一直是我崇敬的长者。1999年春，我在美访学，特别想了解他对美国汉学的真实想法，聆听他的教诲。我把访谈的主题很快切入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但周先生在明白了我的意图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主题，而是把话题转向了思维认知领域。他对我说，“我们做学问，首先需要厘清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否则，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几乎无法开口讲话”。他还给我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原因：一个是（国人的）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另一个是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正是在周先生的激励下，我开始越发重视对学术思维的思考，并进而深入到以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