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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市场与贸易 　关于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研究，研究者较少，成果亦属寥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萨瑟兰·希瑟的《海参和艎舡：18世纪中国与望加锡的贸易（1720s－1840s）》，K.S化与海外市场：清代中国与南洋的海参贸易》及《18-19世纪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等。上述研究分别从中国商船与海参贸易、海参的捕捞与贸易、海参的产地与贸易以及饮食文化与海参贸易等几个方面对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做了考察与探讨。不过，海参除了作为饮食佳品外，还是一味中药材，在中医古籍中多有载述。遗憾的是，上述研究中并未涉及这方面的资料。本文拟以各类史料，包括中医学史料为基础，通过中国对海参认知程度的考察，对中国与东南亚海参贸易开始的时间，清代海参贸易兴盛的原因等做一探讨。　　一、清代以前中国对海参的认知　　中国对海参的认知具有悠久的历史，食用海参的历史也较为久远，但是从最初的发现到广泛的食用却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就笔者所知，现存最早的记有海参的中文古籍是宋代邵雍的《梦林玄解》，其卷十七《梦占·食海参吉》中记有：“其味似猪肺而不浮，梦食之者，心宽体胖，四肢轻健，脉调气和，年寿永久。”可见，在宋代，人们已经知道食海参可以延年益寿。到了元代，海参的食用已较多，人们在食用中不仅注重它的营养价值，而且也注意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如贾铭在《饮食须知》一书中指出：“海参，味甘咸，性寒滑，患泄泻痢下者，勿食。”这显然说明了元代对海参的品性较之宋代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明代中国对海参有更深入的了解。谢肇涮《五杂俎》载：“海参，辽东海滨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状如男子势，然淡菜之对也。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陈懋学在《事言要玄》中也说：“辽东又有海参，如兰蚕，外似有刺，腹有沙，其味尽佳。”姚可成在其所撰《食物本草》中的记载为：“海参，其形如蚕，色黑，身多疯痛。一种长五六寸者，表里俱洁，昧极鲜美，功擅补益也。一种长两三寸者，剖开腹内多沙，虽刮剃难尽，味亦差，短命。”其性“味甘咸，平，无毒。主补元气，滋益五脏六腑，去三焦火热。同鸭肉烹治食之，主劳怯虚损诸疾。同口肉煮食，治肺虚咳嗽”。　　显然，明代中国已经对海参的产地、性状、味道、色泽、种类、功效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知，因而海参的受众群体大为增加，这主要归因于海参所具有的“补益”功效与我们中医学中的“进补”、“壮阳”观念相吻合，海参因之成为当时上层社会大量消费之物。如刘若愚在《明宫史》中记载：“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名曰‘三事’，恒喜用焉。”生活于正德和嘉靖年间的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描绘了作为他们这种消费层次的士绅的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不仅与挚友相约“阅肆”，以购买书画古董，而且“浪谈剧饮”，盘中所食者，亦有“海参”等佳肴。曾官至卢龙兵备副使的方应选甚至将海参视作“聊以侑丈歌翠”之物，“一笑置之”，海参之消费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海参也是馈赠佳品。吴亮在《万历疏钞》卷四十中便有“李总兵差官老爷上进海参”的记载。而常州府靖江县知县唐尧俞也常以送礼为名，向各铺行索取海参等物，“不论收否，回竞不还”。虽然唐尧俞只是以送礼为借口，进行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但这一事件却反映了海参乃是当时明朝上流社会追逐之物的事实。　　海参的大量消费给海参市场带来了连锁反应：其一，使海参的价格骤然上涨，这在陈函辉的《天津买海参价忽腾贵》的诗中有所反映。其诗曰：“海错何来到市间，天厨水族两争闲。参乎岂便金同价，饱耳宁须肉有山。较药羞看钱底橐，传餐敕免馈中鬟。偶因食指裁饕餮，颖考庖经亟议删。”其二，一些不法奸商利欲熏心，投机取巧，以驴皮及驴马之阴茎伪造海参，投放市场。姚可成对此评价为：“味虽略相同，形带微扁者是也，固是恶物，口识者不可不知。”　　显见，明代海参已成为上流社会竞相追求之物，因而中国国内的海参市场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供不应求，价格腾贵。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参需求量，开发海外市场成为弥补国内海参市场不足的重要渠道，东南亚的海参也因此开始输入中国。　　东南亚的海参何时开始输入中国？受资料所限，学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因而，相关领域的研究众说纷纭。　　最早与南洋海参有些许联系的，或许可以追溯到元代，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麻那里”条中记有：“（麻那里）界迷黎之东南。”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已故韩振华教授的考证：迷黎之，是Ma‘reje的对音，即Marega（马雷加），专指盛产海参的北部澳洲海岸，即巴瑟斯特岛和梅尔维尔岛。精彩的考证，可惜没有同时代的相关史料给予印证。澳大利亚学者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在《澳大利亚简史》中认为，从15世纪初开始，中国人即已和苏门答腊、爪哇、帝汶岛以及西